尧帝实行禅让制之疑 尧是中国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领袖，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位贤君。姓伊祁氏，名放勋，号“陶唐”。“尧”是后人对他的谥称，习惯上称其为“唐尧”。 在传说中尧是为古老的华夏大地作出巨大贡献的人。据说他命羲、和二氏用历数之法观测天象，制定历法，将一岁确定为366天，并以置闰的方法校正四时，用以指导农业生产。另外，尧还知人善任，推举精通农作物种植的“弃”作为“农师”，推广麻、菽等播种技术。还有，他首创“军事民主制”，凡是遇有对外作战、对内镇压奴隶反抗的大事，统统交给氏族大会讨论。 更重要的是，作为最高统治者，尧不贪恋王位，他认为自己该退休了，想把王位让给别人。便咨询分掌四时和方岳的官员“四岳”，“四岳”赶忙推荐了一位名叫舜的人。尧也听说过舜的贤名，知道他曾“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的光荣历史。但仍不放心，接下来对舜又经过三年的严格考核，这才主动让位于舜，命其摄位行政，执掌大权。舜也确实不负所望，他巡行四方，体恤民情，果断地除掉了鲧、共工、骓兜和三苗四人，受到人们的广泛称颂，造就了又一位贤明之君。晚年的大舜也仿效尧的做法，实行选贤传位，经过咨询“四岳”，又把自己的宝座转让给了大禹。大禹继位之后，洪水遍地，民不聊生。大禹劳身焦思，胼手胝足，薄衣食，卑宫室，居外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导流入海，制服了滔天洪水，使广大人民安居乐业。禹退位时又举荐皋陶为继承人。不料皋陶短命，再把王位转让给伯益，这就是传说中的部落联盟推举领袖制度，史称“禅让”。 有关禅让制度的记载，最早见之于《尚书·尧典》。其中载有“尧舜禅让”之事。《大禹谟》中也有“舜禹禅让”的记载。孔子的《论语·尧曰》同样载有这种开明的制度。可是，这些古籍所记，也只是传说中事。所以早在战国时期对此就已议论纷纷，有的赞成，有的否定，也有的模棱两可，还有的一人持有两种说法。这样，上古时代有没有禅让制度，就成了历代争论不休的问题。 按照《尚书》的说法，尧在位70年，已经86岁，身体实在支持不了，要找王位继承人。经过“四岳”们的热烈讨论，一致推举丁鲧。此人家在有崇，号崇伯，很有把子力气，且有服众才能。尧让他治理危害极大的洪水。鲧用筑堤防水的办法，九年时间也不奏效，被舜怒而杀死在羽山。“伺岳”觉得舜是英雄，遂重新推举舜来继承王位。并特意举出理由说，舜不仅具有多方面的才能，还是一位难得的孝子。他有瞎眼的父亲和狠心的后母，舜能善待两位老人，同时和常常欺负自己的弟弟也能友好相处。尧让人细细访查，结果舜比“四岳”介绍得还好，于是放心让他继承了王位。舜在位期间，鲧的儿子大禹终于治水成功，舜主动让位给禹。后来禹又准备传位给伯益，然而遭到老百姓的普遍反对，一致要求由禹的儿子启来当接班人，启也就毫不客气地面南而坐，流传了几代的禅让制度终结，从此开始了“家天下”的统治先例。 对于这种禅让制度，《墨子》、《竹书纪年》、《吕氏春秋》、《史记》等都作了明确肯定。此外，在其他一些史料中也介绍或肯定了上古时期这种开明的政治制度。 比如，在佚名的《竹书纪年》中明确讲到，舜在位十有四年，这天乐工们正在兴致勃勃地演奏音乐，突然“……天大雷雨，疾风登屋拔木，桴鼓播地，钟(石)乱行，舞人顿伏，乐正狂走”。聪明的大舜感应上天之意，认为到了该让王位的时候了。于是，“舜乃设坛于河，依尧故事。至于下昃，荣光休至，黄龙负图，长三十二尺，广九尺，出于坛畔，赤文缘错，其文言：‘当禅禹!’”这种挑选接班人的做法虽然有些迷信，但说明舜是认真实行了禅让制的。 禅让制不仅仅是种传说，而且已经进入了现实政治领域，据《战国策》记载，燕国就进行过一次禅让行动。当时的燕王哙因为健康原因，不想继续担任国君职务，然而又不甘心默默无闻地退位，想要留个美名，于是在一些说客的怂恿下，果断地把王位让给了宠臣子之。这种做法激怒了燕国太子，他一边怨恨父王的糊涂，一边准备造反，于之毫不手软地杀掉了太子。这一来弄得国内大乱，齐国乘机伐燕，哙和子之都被杀掉，燕国差一点灭亡。燕王哙的禅让举动尽管没有成功，但他还是走出了改变世袭制的实际步骤。 关于古代禅让制的记载，在出土的郭店竹简中也可得到证实。这批竹简上的文字，距孔子生活的时代不远，是较为接近孔子的学者的著述，其中的《唐虞之道》对于禅让制有详细论述： “唐、虞之道，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禅而不传，圣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也，仁至致也。故昔贤仁圣者如此，身穷不贪，没而弗利，穷仁矣。必正其身，然后正世，圣道备矣。故唐虞之道，禅也。” 由此可见，尧、舜二帝实行禅让而不传子，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原因在于把利天下看做是第一位的，决不自私自利，这就是最大的仁。禅让而不传子，是圣人的最高思想境界。圣人只有先正自身，然后才可以正世，所以，在政治制度上实行禅让，就是实现圣治的前提和基础。郭店竹简中的这些文字与孔子的观点如出一辙，这也可以作为古代禅让制存在的有力证据。 然而对于“禅让”之说，同样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人提出怀疑。 先来看孟子的态度。一个名叫万章的人问他：“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答：“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万章又问：“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孟子说：“天与之。”他进一步解释说，“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昔者，尧荐舜于人，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引见《孟子·万章》)。孟子还说，尧去世之后，舜为了躲避尧的儿子，跑到南河之南，天下诸侯仍然尊崇大舜为王，凡有朝觐、狱讼、讴歌之类的重要事情，都到舜的面前请示汇报，而不理睬尧的儿子。后来舜又仿效尧的做法，荐禹于天，让他坐上了王位。 孟子坚决否定了尧让位于舜，舜让位于禹的传说，他只承认尧荐舜于天，舜荐禹于天。那么，“天”是什么呢?孟子玩弄了文字游戏，没有明说。考其本意，或在强调舜、禹本身都是贤德之人，受到氏族部落的拥戴而践天子之位，并非受禅而居王位。 如果说孟子对于古代禅让制否定得不够彻底，思想家荀况的态度倒毫不隐讳。他在《荀子·正论》中有段精辟而又切中要害的论述：“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擅让。’是不然。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夫谁与让矣?道德纯备，智惠甚明，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振动而化顺之。”接着他还论述了“死而擅之”和“老而擅之”的不可能性，荀况的最后结论是：“夫曰尧舜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诚如这位思想家所言，像尧舜这些人，“道德纯备，智惠甚明”，且又势位至尊，是无敌于天下的强者，他们怎么会把自己的宝贝王位让给一个毫不相干的外人呢?如果真是这样，岂不是天下第一号傻瓜? 依据孟子和荀况的说法，上古时期没有什么禅让制度，那么大舜、大禹是怎么登上王位的呢?哲学家庄周提出了一种“撂挑子”的假说。他在《庄子》中提出，尧坐烦了天子的宝座，要把这个位置让给许由，不料许由坚辞不受。尧再转让给州支父子，哪想他们也回绝了。他们为何害怕当天子呢?因为这个差使太辛苦了。据韩非说，尧在位的时候，日子过得很苦，吃的是粗粮糙米，咽的是树叶野菜，冬天裹兽皮，夏天披葛布，而且尧的居住条件也很糟糕，屋顶的茅草很不整齐，房子的椽梁没有雕饰，有时还要忍受漏雨的折磨。就是一个守城门的大头兵，收入也远远超过尧的水平。尧思来想去，不能把这份辛苦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就主动撂挑子不再干了。多亏找着了大老实人舜，他稀里糊涂登上了王位，后来舜也实在吃不消了，就把天下让给特别能吃苦的大禹。 庄周的说法和韩非的解释都有浓重的戏说成分，只当笑话听听足矣。 可是，同样是这个韩非，不仅不承认上古时期有禅让制，进而又说舜和禹能够继承王位，是“臣弑君”的结果。他在《韩非子·说疑》中认为：“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韩非没有描绘这些人抢班夺权的细节，也未说到这四位王者是不是全被杀头，但明确说了继任者用了“逼”、“放”、“伐”的强硬手段，显然这和禅让制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情。 韩非是荀况的学生，师徒两人都是战国末期杰出的思想家，他们公开否认禅让制的观点产生了很大影响，后世的不少史学家都附和这些说法。如唐代的刘知几在他的《史通》中引用《汲冢琐语》说：“舜放尧于平阳(今山西临汾一带)”，后来的大禹又把舜驱赶到苍梧(今湖南南部)，硬是把他逼死，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稍后的另一位史学家司马贞也传达了类似说法。他在《史记正义》中引《竹书纪年》说：“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父子不得相见也。”看来尧的下台并非因为年龄原因，而是由于“德衰”之故，大舜以为他不配再居王位，就把尧关进了牢狱，同时让他的儿子丹朱也做了囚徒，大舜成功地搞了政变。 对于上古时期的禅让制度，说得比较全面的当数史学大家司马迁了。他在《史记》中综合了《尚书》、《论语》、《孟子》诸说而写进了《五帝本纪》和《夏本纪》。他描写时年86岁的尧王发现和任用大舜的过程，与《尚书》的说法是一致的，并且说到尧王为了检验这位接班人的理家能力，还把自己的两个宝贝女儿娥皇和女英送给了大舜，诚心诚意使他践其王位。可是接下来的情况就不同了，舜在执掌了管理大权之后，很快实行起独裁，处心积虑把尧架空，为此实行了两项重要措施。一是“举十六相”，即把尧长期排除在领导层之外的“八恺”、“八元”很快同时起用，树立一批忠于自己的亲信。二是“去四凶”，利用果断有力的手段，把尧正在宠信的浑沌、穷奇、杌、饕餮，一下给除掉了，达到排除异己的目的。这样一来，弄得尧王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大舜仍不罢休，又把尧软禁起来，不准他同家人、亲友见面，逼迫他赶快让位。可是尧的儿子丹朱难以就范，舜又把他放逐到丹水。经过一步步地精心策划，大舜终于坐上了王位。由此看来，舜之承尧并非“禅让”的结果，而是大舜用阴谋手段篡夺了王位。不过，舜并没有把事情做绝，在尧“让位”以后再也没找他的麻烦，命人好好照料这位老岳父，使其颐养天年，寿至117岁。 《史记·五帝记》又说：“(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礼记》则曰：“舜葬苍梧，二妃不从。”刘知几在解释这段话时认为：“其涉方之死，其殆文命之志乎?”文命即禹。这就是说禹为了巩固他的统治地位，采用了“逼”和“放”的手段，不客气地赶走了大舜。刘知几的分析很有道理。试想，上古时代的苍梧尚是荒蛮之地，人烟极其稀少，既无边关纠纷，又无其他要事，舜到这种地方巡查什么?如果为了打猎，值得跑那么远吗?况且，当时的大舜已是耄耋之年，数千里的路途之苦，他能受得了吗?再说，娥皇、女英既为舜的妻子，为何不归葬苍梧?其中定有难言之隐。所以，舜之所谓南巡，不是为了公务，也不是游山玩水。要么是武装押解，不得不去；要么是被人所逼，惧祸逃亡。谁能导致舜的这种悲惨下场，自然非禹莫属。由此推测，大禹的继位，也非禅让的结果。 既然没有上古时期的禅让制度，那么，《尚书》、《竹书纪年》记载的这类事情是怎么来的?有人认为，《尚书》中的《尧典》成于战国时期，如同孔子在《论语》中讲的禅让之事，很可能是道听途说，没有多少可靠根据。而《大禹谟》系晋人伪托，也照《尧典》编造故事，果真这样，那么最早记载禅让制度的《尚书》，就完全靠不住了。 至于《竹书纪年》所讲的舜禹禅让故事，也难让人相信。因为此书是晋太康二年(281)汲郡(今河南汲县西南)人不准在盗掘魏襄王墓时发现的，当时多致坏朽脱误，后即散佚，有辑本十多种行世，卷数也不一致，今本系宋以后人伪托，其可信程度，就要打折扣了。 倘若《尚书》、《论语》记载的“尧舜禅让”皆不可信，那么，《墨子》则是最早记载“禅让”制度的书了。在该书《尚贤》篇中这样写道：“古者舜耕于历山，陶河滨，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把—个会烧窑、能捕鱼的农民“举以为天子”，明显是“尚贤”的禅让举动。此外，在《墨子·尚同》中也有类似说法。其实，舜本来是黄帝的九世之孙、有虞氏诸侯，墨子把他降低为只会干粗活的农民，以此表明“尚贤”的主张，这正是墨子先生的一大创造。这位思想家出身于下层社会，熟悉老百姓的生活，不满儒家“礼”的说教和等级观念，认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否认“天命”和“执有命”这类观点，明确表示了庶民可以参政的强烈愿望，故而编造了“尧舜禅让”的精彩故事。可是，《墨子》一书中并无“舜禹禅让”的说法，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儒学大师孟子添加的部分。儒学和墨学虽然观点针锋相对，可是对于“举贤”的认识是一致的。孟子巧妙地利用了墨子的这一创造，续编了“舜禹禅让”的又一个故事。孟子编故事的手法甚至都照抄墨子，把本来是百里诸侯的禹硬说成平头百姓，似乎不做这样的改动，“舜禹禅让”就显得太乏味了。后来，儒学占了上风，墨家一蹶不振，“禅让”之说成为儒家们的专利。这些故事既是有意编造，那么，尧、舜、禹的“禅让”制度也是子虚乌有。 但是，也有的专家学者认为，尽管古籍中对于禅让制度的说法不同，甚至有严重的互相牾，但不能因此彻底否定流传了两千多年的禅让之说。因为这种传说不可能凭空虚构，而是历史的真实投影。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考察，禅让制度的产生有其一定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必然性。尧舜所处的五帝时代，各个氏族部落普遍筑城建国，且又频繁发生战争，成为这一时期文化及社会发展的重要特点，平等式王国联盟，是尧、舜故事发生的社会基础。由于当时的生存环境恶劣，很难实现政治一体化的稳定，所以权位不能私相授受，需要以会议讨论或众人推举的方式产生领袖，形成了必然的“禅让”，其实这是一种原始的民主选举制度。不过，氏族联盟也有社会矛盾和冲突，也会涉及到这些民主选举出的领袖，“禅让”也会发生斗争，这也正是产生“舜囚尧”、“禹逼舜”的根本原因。另从少数民族发展史看，也有类似的做法。比如汉代的乌桓民族，曾经数干部落联为一部，民主推选“勇健能理决斗讼相侵犯者”为大人，他们一呼百应，具有很大权威，很像大舜、大禹这种角色。其他如鲜卑、契丹、蒙古等民族同样有这种选举制度。由此推想，汉民族在上古时期也有这种做法。后来，尧、舜、禹一个个被尊为圣主明君，他们之间由民主选举而完成的正常交接被儒家涂上了理想化的油彩，成为美好无比的“禅让”制度。这一渺茫的历史陈迹很难将其完全抹掉，但也不必把它想象得那么美好。 大禹治水的历史真相 大禹治水，是尽人皆知的一个古老传说。 约在四千多年之前，也就是尧为部落首领时，中国黄河流域频发洪水，浊浪滔天，给人们的生存带来了巨大灾难；《孟子·滕文公上》对此写道：“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滕文公下》又说：“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大水淹没了庄稼，吞噬了住所，逼迫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迁徙，水患成为当时最大的灾难。 其实，这种巨大灾难，早在尧之前的共工氏族时期就产生了。当时，洪水还没有这样频繁，仍有十分之二的陆地可供选择，人们一边繁衍生息，一边尝试开展对水的斗争，渐渐取得了成功的经验：采取“撤高垫洼”的办法，对付日益增长的洪水，即从山丘高岗处取来土石，加高自己的住所，获得了暂时的安宁。然而，若干年后这种办法宣告失败。一是人们忙碌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洪水进逼的速度；二是加高自己的住所，势必影响别人的安全，为此引发了部落之间的战争，共工氏族竟然被唐氏族毫不客气地灭掉了。 现在轮到尧做首领，洪水不仅没有减退，反而更加肆虐。面对生存的严重威胁，尧请众人商议对策，大家认为鲧能治水，公推他为一线指挥官，率领众人展开声势浩大的抗洪斗争。 这位鲧是什么人呢?《史记·夏本纪》讲过他的家世：“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这就是说鲧是黄帝之曾孙。也有的说鲧是黄帝的孙子(如《山海经·海内经》)，还有的说“颛顼五世而生鲧”(如《汉书》)。不论哪种说法，都承认鲧是黄帝的后代，有着高贵的身份和血统。更重要的是鲧在众人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威信和号召力：一是鲧发明过耒耜等常用农具，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二是他教会了人们种植五谷，驯服驾驭了耕牛，从此获得了较为稳定的收成；三是他创建了城郭；改进了住所，并在防洪工作中积累了一定经验，显示了出色的才干，选择鲧做治水首领是很合适的。 鲧的治水经验概括起来就是“水来土掩”。即用填堙的办法阻挡洪水。他总结了共工氏的失败教训，把提高整个居住区的高度改为四周筑以围墙，这样不仅大大减少了搬运土石方的工作量，也使居住区更加集中和有序，提高了战胜水患的整体力量。《尚书·洪范》及《国语·鲁语上》等古籍中，留下了“鲧堙洪水”、“鲧障洪水”和“鲧作三仞之城”等记载，说的就是这段历史。 然而由于人手太少，加之生产工具简陋，开采和搬运土石方的数量远远赶不上筑墙的需要。继续上涨的洪水，冲垮了堵截的土墙，淹死了很多人口，治水面临失败。在此危急关头，鲧想借用神的力量。他记起天帝那里有个名叫“息壤”的宝贝，水涨它也增高，用来可保无虞。鲧果断决定“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想不到这种先斩后奏的做法惹怒了天帝，“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可怜一位舍己为民的治水英雄，悲壮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据《山海经·海内经》)。 鲧被杀之后，灵魂不灭，尸体不腐，天帝知道他不甘心死亡，遂命一位神人用“吴刀”把鲧的肚子剖开，彻底打消他复活的念头。不想鲧的肚子刚被剖开，从中跃出一条生有双角的虬龙，这就是鲧的儿子大禹。 关于禹的出生，还有另外说法。据《遁甲开山图》等史料记载，鲧的妻子名叫女嬉，“得石子如珠，受而吞之，受孕，十四月生子，及长，能知泉源，代父鲧理洪水”。禹出生时，其母剖腹而产，其地点在广柔县之石纽乡(今四川理县东北)。淮南人甚至认为六月六日是禹的生日，开展过一些纪念活动，后来则演变成水神的节日。 总之，不管鲧是被天帝杀死还是让上司治罪，都是因为治水不利而丢了性命。 鲧死之后，洪水之害并未减缓，新上任的部落首领舜经过考察了解，遂把继续治水的任务交给了鲧的儿子大禹。为了协助禹做好这项宏大工程，舜还委派商族的氏族契、周族的始祖弃、东夷族首领伯益等前来助阵，据说连共工氏族的后裔四岳也参与此事，可见治水是项很紧迫的工作。 大禹是一位既有领导才干又有实干精神的首领。面对浊浪滔天的洪水和遍地哀鸣的灾民，他感到了肩头责任的重大，决心继承父亲的遗志，一定消除水患，拯救天下黎民。大禹先是认真总结了父亲治水失败的教训，并吸取了其中的经验，《国语·鲁语》说禹“修鲧之功”，就是这个意思。在此基础上，大禹一步一步地实施自己的治水方略： 确定正确方法，搞好全面规划 在大禹看来，父亲鲧治水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单纯填堵，这种方法虽能奏效一时，但解决不了长远问题，因为人的力量有限，不可能堵住这么大的洪水。于是大禹经过周密思考，确定了堙塞与疏导相结合的方式。后秦王嘉的《拾遗记》说“禹尽力沟洫，导川夷岳，黄龙曳尾于前，玄龟负青泥于后”。这里说的黄龙又叫应龙，生有强劲的翅膀和有力的尾巴，能帮助大禹勘察地形，用尾巴划开地面，引导洪水滚滚向前。玄龟，即当年帮助鲧治水的鸱龟，它能拖尾留痕，鲧曾沿痕筑堤。大禹改为按痕挖沟，形成新的河流。青泥，即鲧从天帝那里偷来的“息壤”，可以筑成一道道堤坝。大禹采取这种堵、引结合的方法，一方面顺应了水的流动规律，一方面灵活处理了水与土的相互关系，无疑是治水工作的正确策略。 治理大面积的洪水不仅要有正确的方法，还应制定全面规划，否则不是顾此失彼，就是抓不住重点，仍是功不补患。为此，大禹实地勘察山川地形，作出重要标示，使治水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据《尸子辑本》载：“禹理水，观于河。见白面长人鱼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图，而还于渊中。”《拾遗记》等古籍还说大禹一心一意治水，感动了一些神仙，人面蛇身的伏羲送给大禹一支一尺二寸长的“玉简”，使他拿来量度大地，平定水土；马首龙身的汶川神帮助大禹推倒两座大山，打开洪水排泄的通道。 以上虽是神话传说，却可以看出大禹一有“观于河”的求实精神，二有“河图”具体规划，三有“玉简”得力工具，四有几位神仙的大力帮助，从而为他的治水工作铺平了成功的道路。 抓好重点工程，解决治水难点 要把洪水引向远处，免不了遇到大山高岗的拦截，大禹以无比的勇气和魄力，劈山斩石，导引洪水，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传说。头一项重点工程是治理长江。江水必须通过三峡，而当时的三峡无水路可走。大禹挥起神斧劈山，山体不为所动；又命神牛用角去撬，结果撬弯了牛角，仍然不见寸功。后来，在天帝的提示下，大禹改用神凿开山，很快凿成了三峡。他怕山神生出草木，借以阻碍水路，又命火神燃起大火，烧碎了三峡石壁，至今寸草不生。 再就是疏理黄河。大禹先从青海积石山下动工，一路顺利导水，到了龙门山与吕梁山相接之处，没有了黄河的去路。大禹拿起神斧，把龙门山劈为两半，河水呼啸而出，至今留有龙门。最有名的是大禹开凿三门峡的故事。黄河出龙门之后，行不上几百里，被一座砥柱山再次拦住去路，大禹跃马山上，观看山势走向，然后奋力把山凿成三门，河水分流，包山而过，至今山崖上尚有两个明显的圆坑，颇似马蹄印痕，相传是大禹神马留下的足迹。 大禹治水，不仅开河导流，还要治山造田。经禹治理充填的名山有南山和梁山等，如《诗经·小雅·信南山》载：“信彼南山，维禹甸之。”《大雅·韩奕》也说：“奕奕梁山，维禹甸之。”在《淮南子·地形篇》中，把大禹改造自然的功绩说得更是突出：“凡鸿水渊薮，自三仞以上，二亿三万三千五百五十九，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大禹以堙塞与疏导相结合的方式，抓住重点，带动全面，在消除巨大水患的同时还改造了自然面貌，这种整、治互补，造福人类的思想，至今值得效仿。 忘我奋斗不息，丰功伟绩永存 大禹治水的故事多是神话传说，显然使人难信。之所以编造这些神话，就是要把大禹当神看待。在许多人看来，处于远古时代，要治服那么大的洪水，没有神仙般的力量，简直不可想象。当然，所谓神仙并不存在，大禹能够治好洪水，不知要克服多少困难，付出多么大的牺牲!据《庄子·天下篇》载：“禹亲自操槁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肱，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尸子》也说大禹由于长年工作在野外，四处奔波，以至“手不爪，胫不毛，生偏枯之疾”，而且“步不相过”。这就是说，大禹的腿肚子磨光了汗毛，脚指甲也掉了，手累得变了形，且得了半身不遂(偏枯)疾病，走起路来十分困难，以致后脚向前跨不过前脚。他就是迈着这种艰难的“禹步”，走遍了山山水水，踏平了无数艰难险阻，在华夏大地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至今在各地还有“禹王台”、“禹迹溪”、“禹王庙”、“禹王亭”等地名和古迹名，这也说明大禹的活动范围十分广泛。《史记·河渠书》还说大禹治水，起早贪黑，含辛茹苦，对于时间抓得很紧。他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辇，左手拿准绳，右手握规矩，一年到头从无闲暇，甚至帽子歪了顾不上扶，鞋子掉了来不及提，可见大禹是多么辛苦和繁忙了。 为了取得治水的胜利，大禹舍弃了自己的一切，把家庭生活和婚姻大事全都置之度外，直到30岁那年才娶了一位叫女娇的涂山姑娘为妻，草草举行了婚礼，大禹只在家里住了四天，便又匆忙奔向治水工地。《史记·夏本纪》说他“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看来不是夸张。还有的史料说大禹“昼不暇食，夜不暇寝”，甚至“七年闻乐不听”，可以说连一般人的正常生活也享受不到。对于大禹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战国时期的思想家荀子给予很高的评价：“禹傅土，平天下，躬亲为民行劳苦。”(《荀子·成相篇》)。孔子在说到大禹的德行时，认为无可挑剔，近乎完人，曾感叹地说：“禹，吾无间然矣!”(《论语·秦伯》)。 经过艰苦卓绝的不懈奋斗，曾经长期危害人类的滔天洪水终于让大禹给制服了，其战绩非常可观。据《庄子·天下篇》中统计，大禹治理了“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取得了“堙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的辉煌胜利。对于大禹的丰功伟绩，从古至今赞誉不绝。如《左传》说：“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汉书》也说：“昔禹治水，百姓罢劳；成功既立，万世赖之。”其后称赞大禹的诗词歌赋、传记碑文等，更是车载斗量，不胜枚举。现代文学家鲁迅在他的《故事新编》理水篇中专门塑造了大禹崭新的形象，对于这个“面貌黑瘦，像铁铸的一样”的治水功臣，给了全新意义的评价。总之，大禹治水的故事已经早早地印进了广袤的华夏大地，深深地镌刻在中国人的心里。 不过，大禹治水毕竟只是神话传说，有人对这种传说产生了怀疑。尽管许多古籍如《尚书》、《史记》等都写得明明白白，然而他们也只是记载了远古的传说，缺乏具有说服力的考证。另外，从所有的考古资料来看，四五千年以前大规模的治水遗迹迄今尚未发现，怎能让人相信大禹治水之事?具体说，有以下几种疑问： 大禹治水，精神高尚，功绩伟大，其中有关禹的表现更是感人。然而整个治水过程甚至包括禹娶涂山女在内，皆由神话故事组成，这不免过于夸张。这种情况，孔子早就注意到了，虽然他在《论语》中也说大禹的好话，但是对其如何治理黄河、长江等却只字未提。在谈到大禹的贡献时，只说了“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即称赞大禹不贪图宫室却全力兴修农田水利，这与治水的主题显然难以合拍。此其一。 禹的治水方法主要在于疏导，疏导必然开河，近代西方学者夏德在《支那太古史》中认为，仅此一项的工程量就要超过修建长城工程量的四至五倍，大禹无论如何也难以办到。以当时劳动力人数，用原始的生产工具，要完成开挖长江、黄河这样浩大的工程简直不可想象。不要说疏导这样大的河流，就是引一条小河入海也不可能。此其二。 大禹时代尚无文字，通讯手段和信息传递方式及测绘技术等十分落后，很难对华夏大地的泄洪作出统一规划和科学部署，也难指挥大规模开河劈山战役，要想驱除如此浩大的洪水谈何容易?另外，从治洪时间上看也不可能。《史记》说大禹“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人”。治理这样大面积的洪水，完成如此艰巨的土石方工程，仅仅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即以神仙之力也难以让人相信。此其三。 既然大禹治水无此可能，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传说?这个传说又是怎么回事呢? 有人认为，在我国远古时期的确发生过很大的洪水，而且这种洪水灾害持续了很长时间。那么，如此巨大的水灾是怎样形成的?对此又有几种说法。一是冰川融解后内陆大量积水。据地质年代表来看，距今最近的第四纪冰川因气候变暖而消融，加上大量雨水或河流上游水源的增加，形成了巨大水灾。二是黄河泛滥，酿成水患。明末清初思想家王船山认为：“洪水者洪河，谓黄河也。当禹之时，河水骤涨，险阻淤塞……实河水之洪流也。”(引见《船山遗书·书经卑疏》卷一)。三是这场洪水源于一股小水。洪水的“洪”原是一个专名，指发源于今河南辉县境内之水。辉县旧名共，水也称为共水，“洪”字的三点水偏旁是后加的，共水流入黄河，黄河发生了水患。洪水为水灾之意是后人改说的。 大禹治水的面积到底有多大？在古籍上有明确记载的如《史记·河渠书》，写明起自今青海积石山，直至导流入渤海，面积为整个黄河流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夸大的说法，大禹治水的面积，充其量只在黄河下游一带。还有人分析其具体位置在今江苏徐州至山东兖州，还包括了河南部分地区。大禹带人疏导了十多条小河流，被称为“决九川，距四海”，此处“九川”也是泛指，言其较多之意。至于所谓“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是后人为突出大禹的英雄形象而有意夸大的说法。另外，从古代民族居住地看，大禹也不可能治理整个黄河流域的洪水。夏族居黄河下游，有大禹治水之说。商族同样居住这个区域，有“冥勤共官而水死”的抗洪故事，而周族居于渭水上游与岐山一带，就没有洪水泛滥的传说。可见，大禹治水主要是在黄河下游，治理的范围也很有限，除去对某些小河道进行局部疏导外，也可能组织群众修筑了一些堤堰防水，或者帮助群众迁移了住所等。以当时生产力水平能够做的工作，大概也就是这些。至于“开三峡”、“凿龙门”、“辟伊阙”，是根本做不到的事情。 关于大禹治水的传说，当然也不是凭空产生的。人与自然的斗争伴随始终，自原始社会起这种斗争就表现得十分普遍和激烈。周谷城先生在《中国通史》中谈到大禹治水的背景：当时在接近河流的平原地区常常发生水患，这些地区因为土质肥沃，地势平坦，适宜农业生产，所以古人便逐渐向近水的平原地区发展，为了求得生活的安全和生产上的方便，与水患展开了长期的斗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大禹治水的传说。由于年代久远，缺乏文字记载，大禹治水的真伪已不可考。但是，大禹治水不论有无其事，都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显示了艰苦奋斗、无私无畏的伟大精神，因而这一传说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人们喜爱和珍视的大禹治水传说，必将永远永远地流传下去! 殷纣王的功过是非 说到中国古代前期的暴君，很容易想起殷纣王来。 他是商代最后的国君。名叫受，又称为帝辛，死后被谥为“纣”，其本意是“残义损善”，显然是种贬损的评价。史家们多把他呼为商纣王，但因其居于殷(今河南安阳一带)，习惯上则称其为殷纣王。 从司马迁《史记》等史料记载看，殷纣王的确是少有的暴君：他不务修德，奢侈无度，好酒淫乐，宠爱小老婆妲己，惟其言是从；造鹿台，为琼室玉门，厚赋税，以实鹿台之财，充盈钜桥(仓库名)之粟；大搞楼堂馆所建设，“南据朝歌(今河南淇县)，北据邯郸及沙丘(今河北广宗西北大平台)，皆为离宫别馆”。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通宵达旦滥饮；更重刑辟(法)，创造了炮烙之刑，以暴虐百姓为乐；他又自恃才智过人，拒谏饰非，听不得不同意见，逼走哥哥微子，杀死叔父比干和大贵族梅伯，囚禁了另一位叔父箕子，肆意残害良善。同时他又嗜好征伐，连年攻打东夷，俘获“亿兆夷人”，把他们变为奴隶。殷纣王的胡作非为，不仅使小民视其为仇敌，各路诸侯也必欲除之而后快，结果周武王一声招呼，率领诸侯齐心伐纣，双方大战于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甲子日，纣王兵败逃向鹿台，在绝望中**而死，在位33年，结束了商朝的统治。 除去正史中记载了殷纣王残暴无道，大量的笔记、小说和传统剧目也都揭露了殷纣王的种种罪行，其中尤以明代天启年间许仲琳的长篇神魔小说《封神演义》(又名《封神榜》、《商周列国全传》等)最为瞩目。该书共一百回，作者在前三十回中系统写了殷纣王的种种荒淫暴虐罪行，看后令人发指。例如：纣王所造的鹿台，地基三里见方，高度超过百丈，用了七年时间，装修异常豪华。以玛瑙砌成栏杆，用珠玉妆成梁栋，又把搜刮来的金银珠宝和美女们聚集于台上，狂饮常达七天七夜，以至君臣姬妾全都忘了日月时辰。上大夫梅伯爱提意见，为了钳制他的口舌，纣王发明了炮烙之刑：造了空心铜柱，高约二丈，圆八丈，上中下用三火门，里面用炭火烧红，把梅伯缚于铜柱，将其烙为灰烬。为了以折磨宫人为乐，纣王又修造虿盆，掘了一个大坑，里面放入无数蛇蝎，哪个美女敢于冒犯，将其剥光衣服推进坑内，眼看着她被毒蛇一点点吞食。更残忍的是，为了观察生长中的胎儿模样，纣王命人活活剖开孕妇的肚子，使其鲜血流尽而死。他想知道冬天光脚过河的农夫为什么不怕寒冷，居然当场砍断人家的双脚，砸碎骨头验看骨髓。除此之外，纣王还有一系列的恶行，作者都写得活灵活现，令人不寒而栗。 反映纣王无道的笔记、小说、戏剧还有《豆棚闲话·二则》、《野魂游》、《姜子牙封神》、《比干泪》等，直到近年还出现了舞剧《凤鸣岐山》和有关的电视剧，其中塑造了殷纣王的一个个暴君形象，无不觉得可恨可杀，但仔细看看，又都没有超出《史记》和《封神演义》描写的范围。其实，关于殷纣王的暴君形象，似乎早就有了定评，司马迁的《史记》不必说了，在《汉书·古今人表》中就不客气地将纣王的人品列为下下。其后对他更是一片骂声，到了明代达到**。总之，这个商代亡国之君，是坏得再也没法儿坏了。 殷纣王果真是人人切齿痛恨的暴君吗?早在两千多年之前就有人提出了怀疑。比如，孔子的学生子贡就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引见《论语·子张》)。在子贡看来，纣王未必如此不好，只是有人把天下的恶行都归结到他的头上了。因为子贡善于辞令，又好与诸侯分庭抗礼，常作惊人之语，所以没人把他的这番话当一回事，两千年间鲜有附和。到了清代乾隆时期，古史学家崔述重又提到这个问题。他在《考信录》中认为，纣王作为亡国之君，不能说没罪，然而其罪至多只有五条，不应该过分夸大，要注重历史事实。光绪年间的学者李慈铭也提出类似看法。他认为纣王最招人骂的罪行不过是杀比干、囚箕子、宠妲己、偏信崇优、拘押周文王等，如果比起后世的暴君来，这些算得了什么?能算得上荒淫暴虐吗? 现当代的一些专家学者继续关注这个问题。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为此写了《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他通过详尽考证明确指出，传说中的纣王罪恶是层累积叠地发展的，时代愈后，纣罪愈多，也愈不可信。比如，淫妇妲己的形象，其原型来自西汉刘向的《列女传》；纣王的残暴，主要是《封神演义》等小说的艺术虚构，与历史上真实的纣王有着很大距离。也有的史学家公开亮出为殷纣王翻案的旗帜，认为他非但不是暴君，而且是对中国古代社会有很大贡献的人物。首先，纣王是个很有本事的人。这一点在司马迁《史记·殷本纪》中说得很清楚：“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帝王世纪》也说“纣倒曳九牛，抚梁易柱”，他只是“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不过骄傲一些罢了。其次，要正确看待殷纣王的对外战争。所谓“纣克东夷”，这不能算是过错。早在纣王未上台时，东夷各部就时常骚扰商朝，掠走大批百姓，使之成为东夷的奴隶。纣王父亲帝乙曾和东夷大战，但未取得胜利。纣王登基之后，以青铜制造箭镞，改进武器装备，一举打败了东夷，从此使中原地区同淮河流域、长江流域连为一片。并由此加强了对这片地区的开发，对于中原先进文化向东、南两个方向的传播做出了贡献。纣王对于古代中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共同发展，有着不应抹煞的功劳。再次，殷王用人惟才，重视做好俘虏工作。他还致力于提高音乐工艺，发扬光大传统文化。这些进步措施，对于促进上古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对于统一和凝聚中华民族，起了明显推动作用。 这些观点的提出，在学术界激起了不小的反响，引起了一些争论。其中，商朝何以亡于纣王，成了不可回避的问题。翻案者认为，导致覆亡的局面，纣王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但客观公正地来看，主要有这样几点原因：一是殷王族的内部早就埋下了分裂的祸根。纣王帝辛在家中排行老二，很受父亲帝乙的赏识，所以帝乙抛开了长子微子启，而把王位传给了老二。朝中为此分成了两派，微子启一派不断以种种阴谋手段向纣王发起进攻，分散了他的许多精力。二是纣王对东夷之战投入的精锐部队过多，犯了瞻前不顾后的兵家大忌，使得后方十分空虚，结果反纣势力乘机勾结在一起，并结成了牢固同盟。纣王虽然很快攻克了东夷，但自己的军队损失惨重，尚未进行休整又遭到意外袭击，从此伤了元气。三是大阴谋家周武王早就觊觎纣王的宝座，乘机发动战争，他的军队训练有素，又有蛊惑人心的目标，很快取得了胜利。四是纣王部队中俘虏兵多，尚未好好转化就仓促上阵，必然引起纷纷倒戈，结果牧野之战大败，致使商朝灭亡。 殷纣王既然不是暴君，那么他的恶名是怎么来的?究其原因概有以下几种： 是其政敌作了夸大宣传 不能否认，纣王作为大奴隶主，具有性情残忍、暴虐荒淫、奢侈腐化、镇压异己等恶行，这是历史上不少帝王存有的共性，并非只是纣王才有。而关于殷纣王的罪行材料，绝大部分来自周朝统治者的宣传材料，有些还是内部文告，显然这是敌对方面的恶意诋毁和诽谤。从历史上看，周人的首都由岐地迁到渭南的丰邑(今陕西鄂县)，一面整军备战，一面开展对帝辛(纣王)的宣传攻势，说其好大喜功，不恤民命，到周公旦掌权后，开始贬低帝辛为商纣王，并公开宣布他的“十大罪状”，这种恶意宣传至战国时变得有鼻子有眼。其实，有些宣传是不能相信的。比如史书上说周武王伐纣“血流漂杵”，孟子就不相信，他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战国以至秦汉时期，因为距离纣王较近，对于他的一些恶行传得比较详细，故以纣之恶比附桀者必多，比如“以酒为池，悬肉为林”，其奢侈程度都和夏桀一模一样。相反，以桀之恶比附纣者就很少，这种附会也是造成纣王恶行累累的重要原因。 是把罪恶之源归于女人 古代盛行“女人亡国”的高论，一个封建王朝的败亡，常常要某个女人去负责任。比如，夏桀的妹喜，殷纣的妲己，周幽的褒姒，甚至连唐朝的“安史之乱”，也归结到杨玉环身上，这显然都是不妥当的。具体到妲己来说，也是背了千古骂名。据正史记载，妲已是纣王在征伐有苏部落(今河南温县)被俘获的。她长得一定很漂亮，但绝对不是狐狸精。纣王得到这位美女时，已坐了40年帝王宝座，是60多岁的老翁，已经很有从政经验，绝不会叫“惟妇人之言是听”。更何况商人颇重迷信，任何重大举措，都要求神问卜决定吉凶休咎，这在出土的甲骨文中有确切记载，妲己的影响力实在微乎其微。再说，纣王性情刚猛，不会听个女人摆布，妲己只是他泄欲的工具和玩物，没有必要对她言听计从。退一步说，妲己真的能操纵纣王，必然会给苏氏一族好处，她的这一家子为何没有得势呢?后人大大夸张了妲己的反面作用，正是宣传纣王暴君形象的迫切需要。一方面能把他和夏桀、周幽两个昏君紧紧联系到一起，另一方面又可以为后世的荒淫帝王开脱。此外，在纣王故事里加个妖冶无比的美女，是再好不过的调味品，何乐而不为呢?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需要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尧舜之类的贤王，也有站在他们对立面的昏君，而这两类帝王都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所不可少的。作为一般帝王，难以自比尧舜，但也不承认自己是昏君。无论如何也要有个反面典型，选来选去，认为纣王很够标准。自战国以后，历代史家说到暴君，必言夏桀、殷纣。起初关于纣王的反面材料尚不丰富，魏晋时期增添了离奇情节，如当时伪托西周太公望所作的兵书《六韬》和皇甫谧撰写的《帝王世纪》，就把纣王描绘成了杀人成癖、惨无人道的恶魔。北魏郦道元作《水经》注释，也不忘记丑化纣王。《今文尚书》失去之后，到南朝梁武帝时出现了孔安国所注《古文尚书》，又为纣王的暴君之说增添了商周时代的所谓文献依据，而事实上真正的商周史料《今文尚书》之《尚书》、《周书》诸篇中，均无纣王无道、荒淫误国的记载，也无滥杀无辜、嗜血成性的事例。对于纣王这些所谓罪行的叠加，人们只恐其少，不厌其多，很少有人能够加以澄清。除去这些正史资料之外，一些笔记小说和传统剧目更是胡编乱造，推波助澜，把纣王宣传得更加可恨。比如，在宋代，就出现了评说纣王的话本，元代出现了《新刊全相评话武王伐纣书》，塞进不少神怪故事。其中影响最大、传播最广、被引用最多的当数《封神演义》，书中不仅充分展现了明君、暴君的种种行为，连天上的神仙也分为两派，尽管是明显的荒诞无稽，但在封建道德传统中同时并存，敌对双方人物都成了神仙，少了殷纣王这种反面样板行吗? 殷纣王真的不是暴君吗?换句话说，真的能替他翻案吗? 多数人认为，纣王的暴君形象不能轻易否定，尽管他的许多罪恶是后人叠加的，但他一些主要罪行是抹不掉的。 其第一，周武王列举的纣王之头一条罪状是“惟妇言是听”，这并不是对他的诬蔑。从《尚书》记载来看，纣王的奢欲无度和淫乐嗜杀确与妇言大有关系。妲已是个受害者，但她也是害人者，至少她在纣王面前没有起到多少正面作用。有人假设她为巾帼英雄，不仅缺乏根据，也显得荒唐滑稽。 其二，纣王不是“用人惟才”，而是喜用小人，这也是有事实的。他的“剖比干，观其心”、屠梅伯、囚箕子、拘文王等等恶行不必说了，在任用费仲上也看得很清楚。翻案者认为费仲“善于理财”，应予重用，殊不知他更善于受贿和替人说情。比如，费仲特别爱财好色，接受了周人赠送的美女和“九驷”重礼，明知送礼者别有用心，还在纣王面前替他们说话，以至周人“三分天下有其二”了，纣王还被蒙在鼓里。重用费仲这种内奸，怎能说是“用人惟才”呢? 其三，远王族，用罪人，不是进步措施，恰是导致亡国的重要原因。纣王与其叔父、兄长都成了仇家，以种种措施限制和残害他们，相反却莫名其妙地重用四方罪人，大大激化了领导层的内部矛盾。结果遇到紧要关头，这些家伙一哄而散，而这些多罪逋逃者，大半不是劳动人民。做出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怎么能算进步措施呢? 其四，纣王酗酒荒于朝政也是事实。商代后期整个社会滥饮成风，奴隶主们尤其好酒，这在出土文物和史料记载中都可得到证实。纣王作为最高领导者带头酗酒，不理政事，使**之风肆意蔓延，进一步加速了商政权的垮台。关于酗酒之罪，武王伐纣之时并未列举，看来这不是要声讨的主要罪行。此事只在周王朝的内部文告上提过，是周公借此教育康叔和成王的，不是故意夸大纣王的罪状，也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还有一些有关纣王暴虐的材料也是来自周朝的内部文告，他们的宣传不会全都无中生有，也不会过分夸大其辞，否则没有办法向天下人交待，不能认为只要是周人的宣传材料，就是对纣王的污蔑，从而一概否定。 如何看待殷纣王的功业，也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比如征伐东夷，首先要弄清这场战争的性质。从古本《竹书纪年》和《后汉书·东夷传》等史料看，东夷各族和中原各民族早就有过交往，既非始于纣王，也非终结于商朝。前面已经讲过，至迟在纣王父亲帝乙时期，就曾多次征伐东夷，纣王只不过扩大了战争规模，取得了所谓辉煌胜利。显然，这是具有侵略、掠夺性质的战争，不是什么光荣的功业。 至于说到纣王对于推动东南地区文化发展而做出了贡献，这也难以自圆其说。一是中国古代文化分布广泛，当时的东夷部落地区(如山东一带、淮河流域、长江流域)，在纣王之前已有比较先进的文化，如山东史前的龙山文化，水平并不低于中原地区；鄂皖一带的青铜文化，与殷代不相上下，而风格不同于安阳，这些都不是纣王推动出来的。二是目前尚无充足出土文物或其他史料，证明殷民族或其同盟国大规模南迁，他们通过什么途径和手段推动东南地区的文化发展?三是纣王对于东夷各部落的战争偏重于掠夺人口，弄得俘虏难以消化，他的军队在这些地区难以长期驻扎，目前难以找到纣王在此地区加强政权建设的史料，更无促进教化之类的记载，怎能说明他对东南地区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那么，纣王是否发扬光大了中原地区传统文化?是否能从“纣好酒淫乐”的记载而做出“纣王对音乐的提倡与创作”的论断?显然这也属于溢美之词，或是牵强附会。再说他为了讨好女人，而建璇宫，筑鹿台，设玉床等，更不是什么功绩，而是大兴土木、追求享乐和劳民伤财的证据，根本不值得肯定。总之，从种种事实来看，殷纣王应该算是暴君，至少他不是一个好的君主，想要彻底为他翻案，从现有史料来看尚有较大困难。要真正弄清殷纣王的本来面目，得出大家一致认可的结论，恐怕还要很长一段时间。 浑身是谜的姜子牙 姜子牙是我国古代有名的军事家，是西周开国的第一位大功臣，同时也是齐国的始祖，被后人尊为姜太公。其军事谋略和治国思想对于后世有很大影响。姜子牙在民间的知名度相当高，过去，哪个地方不够平安，或者需要镇凶避邪，只要写上“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几个字，就会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可见这位老人十分了得! 姜子牙在历史上实有其人，姜姓，名望，字尚父，又字子牙，号飞熊。他是炎帝的后裔，因其先祖伯夷帮助大禹治水有功，赐姓姜，后掌管四岳有功，封于吕，古人曾以封地为姓氏，所以后人又把他叫吕尚，还有的称其为吕牙。因其官为太师，所以又称其为师尚父。他在史料中的名字比较多，而民间多以字称之，所以姜子牙的名声很响亮。 由于神魔小说《封神演义》的多方渲染，姜子牙斩将封神，威力无比，成了仅次于太上老君、元始天尊和通天教主之类的超人，从始至终充满了传奇色彩，也引起了一系列的争论。比如，姜子牙的家在哪里?年寿多少?经历如何?他的著作是真是假?自古以来众口纷纭，至今也难形成统一认识。 这里，有必要先看看姜子牙的主要经历。综合有关史料，可以大致描绘出他的人生轨迹。 姜子牙青少年时代住在东海，家中条件大概不错，否则他不可能读书识字。后来，他做了商朝的一名小官。不幸的是生不逢时，遇上了殷纣王这样的昏君，纵有满腹经纶，也无用武之地。姜子牙一年又一年地空度岁月，“老却英雄似等闲”，不知不觉到了暮年。他在无聊中愤而辞官，那时没有退休金可拿，便在朝歌城里做起了生意。先是宰牛卖肉，很快蚀本，又开饭店，也挣不到钱。其妻马氏见他没什么出息，悄悄离家出走。 丢掉了家室之累，姜子牙开始周游列国。他觉得自己的身体还好，便想实施伟大的政治抱负，决心寻找一位贤明之君，帮他把纣王搞掉。后来听说周西北侯姬昌胸有大志，且又爱惜人才，遂选定此人作为明君，要好好干一番事业。经过慎重考虑，姜子牙采取“宁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的方式，坐等西伯姬昌前来聘用。他打定主意，在渭水兹源(今陕西宝鸡市)以钓鱼为生，传说这一钓就是九年!据《史记》以及传为姜尚所作的兵家经典《六韬》记载，姬昌一日外出打猎，在渭水之滨遇见姜子牙，因为有梦在先，认定此公就是辅佐自己的能人。通过与其交谈，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姬昌高兴地说：“我爷爷生前说过‘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这句话，先生正是兴周的圣人，我的太公盼望先生久矣!”当下尊称姜子牙为“太公望”，礼聘为军师。 姜子牙很快制定好兴周灭商的战略，先是率军打败西北方的西戎、混夷和泾水上游的密须、阮、共等国，随即兵锋东向，灭掉了黎国和崇国。接着，又把都城从岐下迁到丰邑(今陕西长安县境内)，经过五六年的西征东讨，西伯实力大增，这时已经“天下三分，其二归周”了。然而姬昌未能实现灭商的宏愿，赍志以终。其子姬发继位，史称周武王。他十分尊崇姜子牙这位老军师，拜其为太师，称之为“尚父”。 周武王九年(前1068)，姜子牙指挥大军东进，在黄河孟津渡口召开誓师大会。他左杖黄钺，右持白旄，高呼誓词，号令军队：“苍兕苍兕，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大军很快渡过黄河。各部首领听说这一消息，纷纷前来靠拢，“不期而会者八百诸侯”，壮大了伐纣队伍。但是，过了河的周军很快又返回原处，姜子牙成功地指挥了一次灭商预演，史称这次军事演习为“孟津观兵”。 两年之后，周军准备停当，姜子牙劝周武王伐纣。周武王十一年(前1066，一说十三年)正月初三，武王和姜子牙率军沿渭水循黄河向孟津进发。据史料记载，周军有战车300辆，敢死队3000人，披甲士兵45000人，一些友邦和南方8个小国也都派兵参战。次年二月，姜子牙率军抵达牧野，此处距殷都朝歌仅30里地。纣王发兵17万人(一说70万人)仓促应战，姜太公不顾年事已高，亲麾“大卒”从正面进攻，商军纷纷倒戈，纣王**而死，商朝宣告灭亡。姜子牙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军事奇迹。 周朝建立以后，大功臣姜子牙被尊为太公，被封到齐地营丘(今山东临淄)，国号齐，称齐太公。经他苦心经营，齐地一片繁荣兴旺景象。翌年之秋，姜子牙去镐京(今陕西长安西北丰镐村附近)朝拜武王，被留下辅佐朝政。武王去世后，年仅13岁的姬诵继位，是为成王。纣王的儿子武庚趁机联络商朝贵族管叔、蔡叔发动叛乱，姜子牙老将出马，同成王的叔父周公姬旦率军东征，用三年时间平息了叛乱。在这场战争中，姜子牙受了重伤，加之年迈体衰，不久就去世了。 姜子牙的一生极不平凡，他胸怀济世壮志，然而屡屡碰壁，七十多岁方遇良机，八十余岁始为统帅，一百来岁仍然领兵杀敌，为周朝的创建立下汗马功劳。他以一个钓鱼翁的形象名世，却又足智多谋，擅长用兵，是历代兵家尊崇的鼻祖，被涂上了种种神话色彩，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著名人物。姜子牙大概没有想到，他留下了显赫的业绩，留下了永远不朽的兵书，同时也留下了一个个难解之谜。 姜子牙的故里之谜 首先提到姜子牙籍贯的是《吕氏春秋·首时》，其中说他是“东夷之士也”。从《后汉书·东夷传》记载看，这些人居住处即今山东乃至相邻沿海地区。姜子牙既为“东夷之士”，那么他的老家也就在这个地区。可是东夷的地理概念比较宽泛，其故里究竟在山东一带什么地方，还是弄不清楚。 司马迁对此做了研究，他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说：“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所谓“东海上人”，也就是濒临东海而居。《孟子·离娄》篇里也曾提到这个问题，“(姜)太公避纠居东海之滨”，《尚书·大传》篇里也有类似说法，应该说很有道理。因为那个时代正是暴君肆虐，诸夷内叛的混乱时期，像姜子牙这样有头脑的人物，审时度势，隐居于东海边上，以为韬晦之计，不是没可能的事情。 司马迁的观点符合孟子的说法，然而“东海上人”依然缺乏具体地点。到了晋张华写《博物志》时，才找到了姜子牙的故里：“太公望所出，有东吕乡，又钓于棘津。”。唐代李吉甫撰写《元和郡县志》时，详细说了姜子牙的故里：“海曲故址在莒县东百六十里”，“海曲古城有东吕乡，太公望所出”。后来元代的于钦写了《齐乘》一书，对此也作了考察，他再次认为：“莒州东百六十里有东吕乡、棘津(水名)，在琅邪海曲，太公望所出。” 以上三家皆云“东吕乡”是姜子牙的故里，这是一个很古老的地名，西汉时即在琅邪郡的海曲县设有“东吕乡”，海曲县在东汉时改为西海县，其治所在今山东日照市西。姜子牙的故里“东吕乡”，即今日照市东港区(原日照县)秦楼、石臼一带，这不仅符合姜子牙为“东夷之士”的说法，也同孟子、司马迁“东海上人”的观点完全一致。另从《日照县志》、《莒州志》及清代日照名士丁恺的《望奎楼遗稿·西海征》等方志史料来看，明代万历年间东吕乡尚有遗迹可考：秦楼街道的冯家沟村即“太公望所出”的故里，张家台筑有规模可观的姜公祠，因为年代久远，塌圮失修，这些遗迹已经找不见了。 姜子牙的故里真是东海边的东吕乡吗?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理由是早在汉代就有人认为姜子牙是中原地区的“汲县人”(今河南省汲县)。据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记载，在汲城东门北侧有姜太公庙，庙前碑刻上说汉代会稽太守杜宣、汲县县令崔瑗一致认为太公故里在汲县，并说他的旧居还保存着。 除此以外，在《汲冢书》上也明确写着太公为“魏之汲邑人”。《汲冢书》是西晋太康二年(281)，汲郡人不准在盗掘魏王墓时得到的一部竹简书，以漆书蝌蚪文记载了自黄帝到魏襄王2200年的历史，它比司马迁的《史记》早200多年，当然距离姜子牙生活的时期更近些，因而此说也更可信些。《汲冢书》出土第九年，也即太康十年(289)，汲县令卢无忌立了一块石碑，上刻“太公乃汲县人”的文字。汲县古来就有太公庙宇和祠堂，还有太公阁和太公故里吕村。此外，《太公庙碑》、《齐太公吕望表》碑、《重修太公庙碑》等古代碑刻也都记述了汲县是姜子牙的故里。后代很多学者赞同此说，认为姜子牙的故里非汲县莫属。 对此，元朝文学家王恽表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汲县令卢无忌的说法未必可靠，后来者也是人云亦云。司马迁是很严肃的历史学家，对于姜子牙的祖居地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况且不是孤证，要否定姜子牙是山东人的观点证据不足，不必为此节外生枝。此外，《博物志·注》也明确说姜子牙出生在“海曲县东吕乡东吕里”，清代学者阎若璩同样认为“太公望出生地在山东东吕乡”。看来从春秋战国时期直至清代，认为姜子牙是山东人者居多，对此似不必再费口舌。 可是许多学者认为问题不这么简单，对此应作具体分析：《孟子·离娄》和《尚书·大传》说得很清楚，姜子牙是为防止纣王的迫害才迁居于东海边的。当初，要干番事业的姜子牙曾想效命于纣王，未受重用，后来他又因为提意见而触怒纣王，结果遭其追杀，这才卷起铺盖走人。中原汲县距离山东不是太远，姜子牙逃到东海边上定居完全符合情理。而“海曲县”之说，迟至唐朝时才首次提出，其根据从何而来?显然也是证据不足。还有的学者从姬、姜两姓的血缘关系和地域关系进行了考察，认为姜子牙无论如何不会是东海海滨人氏。 为什么姜子牙的故里有山东与河南之说?有人认为这不奇怪，总的来看先贤们的说法都没有错，错就错在把姜子牙的故里和他的迁居地弄混淆了。《战国策·秦策五》说姜子牙原先是商朝战败部落的首领，家居棘津(即河南汲县)，因为得不到纣王的任用，一气之下跑到外地做了宰牛的屠夫。他当然不会满足于这种混饭吃的行业，后来听说西岐的西伯是个明君，又跑到渭水垂钓，被文王聘用，干出了一番伟业。由此看来河南汲县是他的老家，山东海滨算作游寓，尽管他在那里生活了很长时间，但不能视为其故里。是耶?非耶?至今还在争论这个问题。 姜子牙的年纪之谜 有人认为，姜子牙之所以被尊称为“太公”，除去他功勋卓著以外，就是因其高寿。而高寿正是人们的梦想，所以后世把这位长寿而又建立了伟业的老人看成能够祛病消灾、造福于民众的神仙。可是，姜子牙的年龄究竟多大?说法却不一致。 前面已经说过，姜子牙率军平定管蔡之乱以后与世长辞，史料中没有对他的死亡作详细记载，说明姜子牙去世时比较平静，可称无疾而终。他在辞世之后，其子顺利即位，是为齐丁公，这也说明姜子牙是正常死亡。《史记·齐太公世家》在说到姜子牙的寿限时只有一句话：“盖太公之卒百有余年。”这就是说他活了一百多岁。 司马迁说的对吗?不妨看看其他史料对于这个问题的记载。 《荀子·君道》说到周文王聘用姜子牙时这样说道：“夫人行年七十有二，然而齿堕矣。”周文王在位50年，算他在位40年时聘用这位军师，到周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时，姜子牙该是90多岁的老人了。根据“太公吕望碑”引《竹书纪年》记载，姜子牙卒于周康王六年(前1021)。康王之前是成王，他在位37年。而成王之前的武王卒于牧野之战后二年，这样累算起来，姜子牙活了140岁左右。而屈原《楚辞·九辩》则说“太公九十而显荣兮”，意思是姜子牙遇到周文王时已经90岁了。照屈原之说推算，姜子牙至少活了160多岁，这对生活水平不高，卫生保健条件很差的周代来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奇迹! 顾颉刚先生撰写《太公望年寿》一文，他认为这位军事家根本没有这么长寿，史料中记载的姜子牙年寿之数，都是战国时期齐国游士们的妄谈。所谓“太公”，原意为“老太爷”，只是一种尊称，可是后人误以为“太公”乃长寿之意。这种情况如同古代长寿者彭祖和老子，他们的名字中有“祖”有“老”，而且都活了八百多岁，由此希望这位太公活上一百多岁，也不算什么稀奇。 另外，从《诗经·大明》篇描写的牧野之战来看，姜子牙也不像老年人。诗中写道：“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骡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迅如奔马，疾如苍鹰，90多岁的老人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因此顾先生推测，姜子牙在牧野之战时年约30岁，死时80多岁，“人生七十古来稀”，这位著名军事家也算高寿了。 这样推断未尝不可，然而照此来看，屈原、荀子、司马迁等人的一些记述就不可信了。姜子牙究竟活了多大年纪，至今难有定论。 姜子牙的兵书之谜 历代皆知姜子牙为兵家之祖，说明他不仅仅有实战经验，在军事理论方面也一定有所建树。传说他有几部兵书传世，计有：《六韬》六卷、《阴谋》三卷(一说三十六卷)、《太公兵法》一卷、《金匮》二卷、《阴符钤录》一卷。在这些标明为姜子牙所著的兵书中，只有《六韬》的水平最高，名气最大，因而素为世人所重，其余不是失传就是假冒。如《太公兵法》，言辞鄙陋，议论浅薄，居然还有蹩脚的七言诗，显系后人伪托。 剩下来的就是《六韬》了。这是姜子牙的著作吗?最先提到这个名称的是《庄子·徐无鬼》，其中有“金版六韬”的记载。《经典释文》注说：“司马彪、崔撰云，《金版六韬》皆《周书》篇名，本又作《六韬》，谓太公六韬：文、武、虎、豹、龙、犬也。”由此看来至迟在战国初年，已有《六韬》这部兵书了。奇怪的是，司马迁撰《史记》和班固写《汉书》都未提及这部很有名的兵书，是当时已经失传?还是他们没有听说过此书?直到三国时期，《六韬》才突然冒了出来。《三国志·先主传》注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志意。”但《六韬》的具体内容仍然不得而知。直到唐代初年，长孙无忌撰《隋书·经籍志》，这才选收《太公六韬》五卷，并注曰：“周文王师姜望撰”，这就是后人看到的《六韬》。这样一来问题就复杂了，如果真的如此，姜子牙著《六韬》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换言之，《六韬》也很可能是冒牌货了。 有人认为，不能因为《史记》、《汉书》不载《六韬》，就怀疑姜子牙未写此书，似此情况历史上也出现过。比如《孙膑兵法》，在《汉书·艺文志》中有明确记载，但至隋代就失传了，直到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中重又发现其残简，能说孙膑没有写过这部兵书吗? 《六韬》在唐代传开以后，很受人们重视。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皇帝命令国子监司业朱服、武学博士何去非等人校订整理《六韬》、《孙子》、《尉缭子》等有名的7部兵书，结集为《武经七书》，从此《六韬》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谁知姜子牙的这部兵书时乖运蹇，到了清代竟被打入另册。乾隆时期编纂《四库全书》，认为《六韬》是后人伪托之书。在《总目提要》中编者讲了四条理由：第一，该书“词意浅近，不类古书”。第二，书中说到命将出征时，有“君避正殿”之语，这种礼仪周初没有，到战国时才有。第三，书中所载“将军”之称始自《左传》，周初尚无此名。第四，书中对“阴符”的理解不对，姜子牙怎会犯这种常识性错误?问题不仅仅这些，后来又有人在书中发现了比比皆是的道家之语，如：“天无为而成事，民无为而自富”、“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夫天地不自明，故能长生；圣人不自明，故能明彰”等，这不像当时人的语言，更不是姜子牙的思想。由此断定，《六韬》一书并非姜子牙的作品，作者是谁难以察知。 这些分析确有道理，然而不能算作定论。现代一些专家学者又提出了新的看法，唐初刊出的《六韬》不是姜子牙的原作，但该书的框架结构和其中的观点很可能来自于姜子牙。其理由是：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中也发现了《六韬》残简，说明秦汉时期即有此书，不可能是汉朝以后人的伪托。此其一。《六韬》很可能成书于战国时期，那时战争频繁，兵书盛行，《六韬》成为畅销书之一，至秦汉之际仍然受到重视，当时人们并不以为是伪书，否则不会随主人陪葬。此其二。《四库全书》收录兵家类著作共19部，其中自秦汉至宋代之前只有两部，足见这一阶段兵学著作很是衰微，谁有兴趣和精力去替姜子牙作伪?此其三。 由此可以作出这样推断：姜子牙确实留下过兵书，而且受到后人的珍视。然而由于当时尚无印刷条件，需要手抄传看，抄录的数量不多，很有可能在流传过程中给散失了。可是人们觉得此书太重要了，而且当时的战乱形势很需要《六韬》，于是看过这部书的人们凭着记忆，再加上自己的理解，写成了现在见到的《六韬》。就算是伪托，也有不少可取之处，否则历代兵家不会将具奉为经典，至今也不会流传两千多年。可见，这位事军家的思想和理论影响深远。 除以上这几个有争议的问题外，在姜子牙身上还有一些难解之谜。比如：他是如何到两伯管辖区的？哪里是他的真正墓地？这些都需要人们进一步去探讨。 赵高为何能指鹿为马 鹿和马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动物，这一点连小孩子也不会弄错。可是在中国历史上，有人在朝堂上当着皇帝和满朝文武大臣的面，公然指鹿为马，奇怪的是大家还都跟着附和。皇帝觉得邪门儿，怀疑自己生病眼花，或是发生了神经错乱，遂让宫中执掌占卜的官员太卜前来占卦，万没想到太卜算了半天，也说此鹿是马。这种有意颠倒黑白、混淆事非的怪事发生在秦二世胡亥时期，导演这幕丑剧的是丞相赵高，从此历史上留下了“指鹿为马”的荒唐故事。同时，在这个故事的背后也留下了一个个难解的历史之谜：赵高如此胆大妄为，到底是为了什么?在赵高死后46天秦朝即土崩瓦解，这和专权乱政的赵高究竟有没有直接关系? 说到这些问题，应该先认识一下赵高，看看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从司马迁《史记·蒙恬列传》和《史记索隐》记载看，赵高家是赵之宗属的远支，可是他的出身却很卑微，父亲因为触犯了秦国的刑律被处以“宫刑”，成为宫中的奴隶。母亲因受株连，没入官府当了奴婢。因为耐不住寂寞与人私通，接连生下了赵高兄弟几个。按照当时的法律，奴隶的后代仍然为奴，他们兄弟几个也被阉割，送入秦宫成了内宫厮役。 赵高生性狡黠，记忆力过人，对儒、法、阴阳之学皆有涉猎，尤精法家学说，并且写得一手好字。他决不满足当厮役的差使，悄悄做着出人头地的准备。他通过细心观察，认准了秦始皇执行的是“以法为教”的国策，“事尤无小皆决于法”。于是，赵高以吏为师，很快精通了繁琐的“狱律令法”，凡五刑细目若干条款无不烂熟于胸。后来他得到了靠近秦始皇的机会，只要一见秦始皇披阅案牍，就趋前侍候，凡遇疑义，赵高便大胆在旁参决，无一不合律令，这让秦始皇龙颜大悦。又见其生得身材高大，仪表堂堂，遂提拔他任中车府令。这个职位品级不高，然而掌管着皇帝的乘舆、玺印和墨书等，是皇帝信得过的宦官头儿。这使他有了接触国家机密、易获皇帝宠幸的绝好机会。果然，秦始皇越来越赏识赵高，特意命第十八子胡亥认赵高为师，随他学习法律，“师徒”二人由此结下亲密关系。秦始皇目游万仞，精鹜八极，然而他不知道伏寇在侧，就因为这个疏忽，给大秦帝国埋下了祸根。 赵高很有政治眼光，他知道秦始皇的身体不好，必须考虑自己的下一步依归问题。经认真分析秦始皇二十多个儿子的情况，觉得最受宠爱、最易操纵的是其小儿子胡亥，于是赵高把心思都用在胡亥身上，为今后攫取更大权力做着精心准备。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七月，秦始皇在东巡途中行至沙丘宫(今河北平乡东北)病危，遂令赵高作书通知远在上郡监军的长子扶苏至咸阳会丧并嗣位，可是诏书尚未发出秦始皇就咽气了。赵高立即对丞相李斯威胁利诱，两人一起篡改了始皇帝遗诏，立胡亥为二世皇帝，赐长公子扶苏自裁。接着，赵高又花言巧语劝说胡亥“尽除去先帝之故臣”，为了使秦二世放下心来做皇帝，连秦宗室的许多人也惨遭杀害。 从此以后，赵高开始毫无顾忌地抓权，“二世拜赵高为中丞相，事无大小辄决于高”(引见《史记·李斯列传》)。由一名阉人而位至丞相，在秦以前的历史上十分罕见，文武百官是否服帖，赵高心中并无把握。为了试验自己的权威究竟如何，他亲自策划和导演了“指鹿为马”的丑剧，从此秦朝的中央大权被赵高紧紧攥在手里。不久，他又逼杀了二世皇帝，立秦王子婴为王。子婴为了防止重蹈秦二世的覆辙，命卫士用乱刀砍杀了赵高。在赵高死后第46天刘邦率军进至咸阳城郊的灞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捧着传国玉玺向刘邦投降，短命的秦王朝遂告灭亡。 庞大的秦帝国迅速土崩瓦解，这是秦始皇没有想到的。他曾乐观地打算把皇帝位子传至万世，其结果二世而亡。后来许多人分析了秦朝覆灭的原因，认为最主要的是赵高乱政。持这种看法的人几乎历代皆有，其中不乏名士大儒。较有代表性的有：西汉著名作家桓宽，他在著名的《盐铁论》中说“秦使赵高执辔而覆其车”。意思是秦王朝的翻车，是因为错误地使赵高执掌了驭马的嚼子和缰绳。西汉政论家、文学家贾谊的《新书》、政论家陆贾的《新语》也持这种观点。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明代思想家李贽也认为秦朝的“二世而亡”是因为“胡亥任赵高”。到了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继续探究这个问题，他在《读通鉴论》中明确认为，秦亡实在是因为“托国于赵高之手”。 这些人都把赵高看做是导致秦王朝灭亡的罪魁祸首，是秦代头号大奸臣。这种观点代代流传，颇有市场，几乎成了看待和评价赵高的定论。因为就其所作所为来看，比如篡改遗诏、逼杀太子、铲除功臣、指鹿为马、欲图帝位等，随便抽出哪一条，都是祸国乱政的罪行。那么，赵高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作为秦朝的丞相，已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他若有意引导秦朝灭亡，难道真想取而代之，过一过做皇帝的瘾吗? 这一点不能否认，人的**是没有止境的，赵高本是个阉人，没有儿子，不一定想把皇位传之万世，但是做皇帝的念头他还是有的。赵高在“指鹿为马”之后，名为丞相，实为皇帝，可是他不满足于这种不正常的局面，在距皇位只有一步之遥时，要篡位的**最强，但是也最危险。赵高决定铤而走险。他让弟弟赵成为郎中令，掌宫廷警卫；女婿阎乐为咸阳令，乘秦二世祀斋望夷宫的机会，假传诏令调集卫士，发动了宫廷兵变。秦二世被迫自杀，赵高企图自立为帝，出出进进皆“引玺而佩之”，可是他没有想到“左右百官莫从”。赵高明白“天弗与，群臣弗许”(引见《史记·李斯列传》)，不得已才立秦王子婴为帝。经过赵高这番折腾，大秦王朝摇摇欲坠，很快就被刘邦取而代之。 对于赵高乱政是要自立为帝的说法自古就有人提出异议，认为赵高乱政，其目的是为赵国复仇，不是什么篡位自立，因而不能说赵高是奸臣，应该把他看做是“反秦义士”。这样，赵高乱政也就乱得有了道理。比如泷川在《考证》中转引唐代史学家司马贞的话说：“高本赵诸公子，痛其国为秦所灭，乃自宫以进……以勾践事吴之心，为张良报韩之举。”明代学者赵时春在《史论》中认为赵高本是赵国公子，“为秦擒乃宫”，他受不了这种奇耻大辱，遂“欲亡秦而报赵矣”。清代史学家赵翼在《陔馀丛考》中也说：“高本赵诸公子，痛其国为秦所灭，誓与报仇，乃自宫以进，卒杀秦子孙而亡其天下。”清代剧作家吕星垣《下邳谒留侯庙》则云：“读《史记索隐笺言》，知留侯博浪之逃，赵高匿之也。”他进而叹道：“《索隐笺言》颇辨冤，鹿马计胜长平战。” 这些言论均不同于传统说法，其观点则有同有异。相同的是都认为赵高是赵国公子，痛恨其国为秦所灭，决心亡秦而为赵国报仇。不同的是，有的认为赵高是被秦人抓住后，迫其受了宫刑，从而产生雪耻报仇之心；有的则说赵高是“自宫乃进”，制造打入秦中枢的条件，实施自己的报仇计划；赵高藏匿了刺杀秦始皇的张良，效法卧薪尝胆的勾践，要像张良那样，誓死为故国报仇。 以上说法尽管有些出入，但总起来看，也有各自的道理。因为从《史记》中的《秦始皇本纪》和《李斯列传》等史料看，确实可以找到有关证据，而这些证据足以说明，赵高是在有目标、有步骤地实施他的乱政计划，终于达到了亡秦的目的： 第一步，乱言诱骗二世，使其不理朝政。赵高为了抓取最高权力，必须把皇帝支开，他哄骗秦二世说：“天子之所以贵者，但以闻声，群臣莫得见其面，故号曰‘朕’。”对于这位帝师之言，二世毫不怀疑，从此不坐朝堂，只居禁中享乐，大事小事都由赵高说了算。第二步，怂恿皇帝享乐，推进严刑峻法。二世本是纨绔公子，无心治理国家，只图个人安乐，赵高紧紧抓住秦二世的特点，将其引入歧途。比如二世燕居之时，把这位老师找来，询问长久享乐妙计。赵高想也没想就说：“严法而苛刑，令有罪者相坐诛，致收族……陛下皆肆志宠乐矣，计算出此。”二世当年随赵高学的就是法律，觉得这话在理，遂进一步修改秦律，弄得百姓个个不安，官员也是人人自危。同时赋敛愈重，戍徭无已，尤其是歹毒的连坐法，使许多无辜者丧命，令人不寒而栗。“于是楚戍卒陈胜吴广乃作战”，爆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第三步大力排斥异己，剪除股肱重臣。要想篡权乱政，必须扫清障碍。其中赵高最痛恨的是蒙恬、蒙毅兄弟，不仅因为他俩是手握重兵的实力派人物，而且蒙氏兄弟还曾给赵高带来屈辱。“(赵)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决狱。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当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教敦于事也，赦之，复其官爵。”(引见《史记·蒙恬列传》)。赵高差一点成为蒙毅的刀下鬼，爱记仇的赵高岂肯饶了蒙氏兄弟?再就是丞相李斯，他本是赵高导演沙丘谋变的同谋者，也是最危险的知情人。现在李斯失去了利用的价值，除掉他，就等于搬走了一块最大的绊脚石。于是赵高给李斯罗织了其子李由谋反、本人因未加爵不满和想要篡权自立三大罪状，使其被腰斩于市，并灭其三族。赵高对于敢于进谏的右丞相方去疾、将军冯劫等人也不放过，逼迫他们一个个自杀而死。第四步，翦灭秦室宗亲，杀害世族勋戚。赵高不仅滥杀大臣，对于嬴政的后人也不放过。他在二世面前进谗言说：“夫沙丘之谋，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诸公子尽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属意怏怏皆不服，恐为变。”二世听信这番鬼话，让赵高放手惩治，结果二世诸兄弟中有6人被戮死于杜地(今西安市东南)，有12人被斩于咸阳，公主中有10人被害于杜县(今陕西长安县西)。秦二世的另一位兄长公子高，自知难免一死，为免灭族，只好上书甘愿为父王殉葬。另一些为秦始皇统一天下而做出重要贡献的勋戚也被赵高逼杀殆尽，财物统统没官，连坐者不可胜数。第五步，隐瞒军情不报，自毁秦军主力。刘邦、项羽反秦军起，形势万分危急。秦二世三年(前207)，秦将章邯率20万大军抵御项羽，驻军棘原(今河北巨鹿西南)，二世多次派人指责章邯进军不利。章邯恐惧，速派长史司马欣去咸阳陈述军情，赵高避而不见，也不让他参见二世皇帝。司马欣惧祸逃走，赵高立即派人追捕，章邯觉得胜利无望，干脆投降了项羽，全军一齐倒戈，成为反秦的精锐。 到了这个地步，大秦帝国已经成了空壳，中央政府也仅是个摆设，赵高通过“指鹿为马”，确信无人敢和自己作对，而刘邦大军正向咸阳步步进逼，他感到推翻皇帝的时机已经成熟，便毫不迟疑地逼杀了秦二世。赵高决定让二世的侄子子婴即位，但不准再称“皇帝”。其理由是：秦原来也是一个小国，到秦始皇才统一六国而自称为帝。现在六国又一个个复立，秦帝国名存实亡，其君主不可再称皇帝，只能降格为王。子婴被迫接受这种羞辱，却与儿子密谋：“我称病不行，丞相必自来，来则杀之。”赵高精明一世，却在这时疏于防范，亲自去斋宫看望子婴，遭到乱刀砍杀，也被夷灭三族。 子婴杀了赵高，已经与事无补，当刘邦大军攻来时，文武百官没有一个再肯效命，子婴只好以组(印绶的带子)系颈，在轵道(秦驷亭名)旁迎降，威震天下的大秦帝国迅速灭亡。赵高虽然没有看到子婴请降的狼狈样子，但是他乱政亡秦目的已经达到，为赵国也为自己报了不共戴天之仇。仔细看看赵高的乱政过程，可谓计深虑远、绞尽脑汁，让人扼腕的是，他的这一整套亡秦计划似乎没有遇到什么障碍，居然一步一步地全实现了。尤为可惜的是，治国能手李斯，无敌大将军蒙恬、蒙毅，还有英勇善战的章邯等人，不是被赵高诬陷杀害，就是被他逼得投敌。这些叱咤风云的人杰竟然败于阉竖之手，令人匪夷所思! 至于司马贞所说赵高乱政是“以勾践事吴之心，为张良报仇之举”，还有吕星垣说的赵高藏匿张良之事，颇具传奇色彩，但找不出什么依据，只好存疑不论。但是，当刘邦大军进逼咸阳时，赵高派人与刘邦联络，提出灭秦“欲约分王关中”的事情是确实有的。对此，《史记·秦始皇本纪》及《高祖本纪》均有记载。如《秦始皇本纪》：“(二世三年)八月，……沛公(刘邦)将数万人已屠武关，使人私于(赵)高。高恐二世怒，诛及己身，乃谢病不朝。”《高祖本纪》也载：“(沛公)遣魏人宁昌使秦，使者未来。是时，章邯已以军降项羽于赵矣。”“及赵高已杀二世，使人来，欲约分王关中。沛公以为诈，乃用张良计，使郦生、陆贾往说秦将，啖以利，因袭攻武关，破之。”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刘邦先派使者联络赵高，可是“(秦)使者未来”，这说明没有结果。“及赵高已杀二世”，赵高才派人与刘邦联系，明确提出了“欲约分王关中”的条件，因为杀了秦二世，有了见面礼，也有资格提这种条件。这一点，在《秦始皇本纪》中也可得到印证：“子婴与其子二人谋曰：‘我闻赵高乃与楚约，灭秦宗室而王关中’。”这里的“王关中”显然是指赵高为王。如此看来，身为丞相的赵高与推翻秦朝的刘邦勾勾搭搭，并且做出了逼杀秦二世的实际行动，这就不能仅仅用乱政来看待赵高的行为，而是他与刘邦结为同盟军，或用里应外合的方式，共同灭亡秦帝国了。 后人认真分析了司马贞、赵翼和吕星垣等人的说法，认为他们所说的赵高欲为其故国报仇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第一，在《史记》三家注中“索隐”部分，找不出他们说的这些内容，如果他们根据的是什么“孤本秘籍”，那也让人难以相信。毕竟这种说法和《史记》的有关原文相差太大了。不错，唐代司马贞和清代赵翼都是很有名的史学家，然而《史记索隐》和《陔馀丛考》，其史料价值与《史记》不可同日而语，况且司马贞在《史记索隐序》中明确宣称“探求异闻”，这就有些猎奇的味道，其史料价值应打折扣。《史记·蒙恬列传》说赵高为“诸赵疏远属也”，不能想当然认为其是“赵诸公子”，此处“诸赵”一语，犹如《史记》、《汉书》中常用的“诸吕”、“诸窦”。这里的“赵”是姓氏，而不是原先的赵国。而“诸赵”是指秦国王室，因为秦王室虽姓嬴，却又以赵为氏，这是古代的姓氏习俗。这一点在《史记》中也说得很明白：“秦之先为嬴姓，……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史记·秦始皇本纪》更明确说：嬴政“及生，名为政，姓赵氏”。这样看来，“诸赵疏远属也”即说赵高是秦王室的远支，并不是说他是赵国的什么公子，没有复国报仇的任务，因而所谓“赵高乃赵诸公子，痛其国为秦所灭，誓与报仇”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至于赵高是“为秦擒乃宫”，还是“自宫以进”，这一点已很清楚。既然赵高不是赵国的公子，这两种可能都不存在。他之所以成为“宫人”，完全是受刑犯父亲的连累，这也就成为他仇恨秦朝政权，杀尽嬴政子孙，进而推翻这个大帝国的主要原因。 或许有人要问，赵高既然被阉，他怎么会有女儿、女婿?前面说到的那位咸阳令阎乐就是他的爱婿，在逼迫秦二世自杀中起了重要作用。还有京剧传统剧目《宇宙锋》中，有个赵高逼女嫁给二世皇帝为妃的情节，这个女儿是哪里来的?有人以为此女可能是赵高的义女，或是他在受宫刑之前生的孩子，此属细枝末节，不必细究这类问题。 总起来看，赵高是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他的祸国乱政也非一两个方面的原因。史家常论，秦朝之亡在于暴政，而这个赵高就是制造暴政的老手。赵高一生的所作所为悖理太过，无论怎样看他，都不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人物。 萧何何处追韩信 汉高帝五年(前202)五月的一天，刚做皇帝三个月的刘邦在洛阳南宫摆酒与文武大臣宴饮。酒酣饭足之时，刘邦让大家直言汉所以得天下的原因。高起、王陵各抒己见，但没有讲到刘邦心里，他随即纠正说：“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引见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 刘邦总结出的得天下之原因，堪为肺腑之言。他所提到的子房(张良)、萧何、韩信这三个人物，确实为人中之杰，他们在帮助刘邦夺取天下的过程中南征北讨，东荡西除，各自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特别是一代军事奇才韩信，系由一个乞食无赖的混混，几换门庭，终为刘邦所用。他指挥的暗渡陈仓，平定三秦；背水一战，平复赵地；下燕取齐，连战连胜；十面埋伏，大败项羽等著名战役，成为我国古代战争史上的典范。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军事统帅，差一点从刘邦的麾下偷偷跑掉，如果不是萧何慧眼识才，并果断将其追回，不仅韩信的个人历史将会重写，楚汉相争的局面也会改观，刘邦能否很快登上皇帝宝座，也就很难说了。民间传有“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戏剧舞台上也有这一传统剧目，这件事情已经成了爱才、惜才和不拘一格用才的代名词。其中有些情节虽然经过加工渲染，但基本框架没有大的改变，《史记·淮阴侯列传》中有明确记载。其情节大体是： 韩信起初仗剑投奔楚将项梁，不久项梁战死，又改投其侄子项羽，任执戟郎中。他多次谏言献策，未被项羽采用。汉王刘邦入蜀时，韩信离楚投汉，当了一名连敖小官。后因触犯法律，论罪当斩，幸被滕公夏侯婴撞见，见其出语奇特，相貌不凡，免其死刑并推荐给了刘邦，被任为治粟都尉，管理粮草钱财。韩信与萧何交谈，说了天下大势，萧何方知他有非凡之才，遂再荐于刘邦，刘邦却仍然没有重用韩信。汉王部下多东方人士，思念故乡，跑掉了十几位军官。韩信知道刘邦不重视自己，便乘月夜也逃跑了。萧何得知这个消息，不及禀报就去追赶，两天之后才返回驻地。刘邦气得责骂萧何：“逃亡的将领以数十计，你不去追赶，为何独独去追韩信?”萧何道：“跑掉的诸将皆容易得到，而韩信却是举国无双的人才。如果你想长久做汉王，可以不用韩信；若想称王天下，非用韩信不可!” 经过萧何耐心说服，刘邦终于同意以隆重礼节拜韩信为统兵大将。选了良辰吉日，斋戒设坛，恭恭敬敬让韩信执掌了帅印。韩信与汉王认真分析了项羽的优势和劣势，献上平定“三秦”之策，议定各路将军进兵攻击的目标。从此韩信充分发挥了他的军事才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为汉家基业立下了盖世奇勋。 以上就是正史中“萧何月下追韩信”故事的由来。在其他一些史料和野史笔记中还讲了“萧何月下追韩信”的另一些情节：韩信负气出走时，给萧何留下一首诗，感谢萧相国的知遇之恩。萧何知道韩信出走的消息已是第二天中午了，他迅速赶到城东门，问了守城官才知道昨天下午确实有位将军身背宝剑，骑一匹青鬃马，由官道向东而去。这时夏侯婴也赶来了。萧何二话没说，拉过他的马就追出城去，走到一个三岔路口，问了一位樵夫，才得知韩信刚过去一个时辰，大约跑出去50多里路。此时月亮已经升起，大地一片银辉，萧何沿着小路急迫，终于追上正在徘徊寻路的韩信。然而不管怎样劝说，韩信执意不回。情急之下，萧何竟然跪在韩信面前说，汉王如果再不予以重用，就和韩信一起逃走。韩信为萧何真情打动，当即拨转马头，随其一同返回汉营。 “萧何月下追韩信”的这段佳话，千百年来被无数人所津津乐道，然而对于萧何在哪个地方追上韩信，人们的说法却很不一致。 “截贤岭”说 《史记·淮阴侯列传》中说得很清楚：“汉王之入蜀，信亡楚归汉。”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当发生在蜀地。汉王刘邦元年二月，项羽分封刘邦为汉王，管辖巴、蜀、汉中三郡，王都设于南郑(今陕西南郑县)。韩信正是在这里逃离刘邦，古米仓道上的“截贤岭”，即萧何追上韩信之地。 据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宋祝穆《方舆胜揽》和《陕西通志》、《南郑县志》等记载，秦汉时期由陕西汉中到四川巴中，其必经之地为米仓道(属今南江县境)，此路坎坷难行，常有野兽出没。米仓道上最高的是“孤云”、“两角”二山，东西对峙，其势险峻。谚云：“孤云两角，天去一握。”要想从蜀地东归，插翅也难越过这里。在这两山之间，有座不起眼的“截贤岭”，韩信至此下马步行，想不到被萧何拦截在这里。民间传说此处原名“仙台山”，因为萧何、韩信的故事才改了名字。后来人们在此建了“淮阴侯祠”，许多韩姓人来这里祭祀。唐代杨雄在集州(今四川南江县)当刺史时，专程到“截贤岭”凭吊，立下了“汉相国萧何追韩信至此山”石碑。此碑在北宋末年移入南江县学，后来在战乱中被毁。 “褒斜道”说 自秦汉以来，“褒斜道”即为秦岭南北交通要道。这条路比较好走，一路上不断人烟，韩信如从安全角度考虑，很可能要选择这条路走。在汉中褒城以南18里处立有汉时“萧何追韩信”的石碑，有人认为这是萧何追上韩信的证据。其实古代的褒城之路并不好走，此处凿石架空，飞梁阁道，筑有阁栈2892间，有“石门天险”之称。《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到了这个地方：“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由此可以看出褒斜道位置的重要，同时也看出这段道路的狭窄。韩信若由蜀地经汉中北行，此处也是必经之地。萧何熟悉这一交通要道，判定韩信非走此路不可，因而能在这里追上韩信。不过，“萧何追韩信”的石碑并非汉代所立，此碑换了几块，如何认定这里就是萧何追上韩信的地点，尚待进一步考实。 “马道街”说 马道街在今陕西省留坝县。据清代嘉庆年间修撰的《汉中府志》记载，马道街附近有条马道河，古代称“寒溪”。韩信从汉中出走行至这里，恰逢溪水暴涨，夜间无船不能渡过。正在焦急徘徊时，被急急赶来的萧何追上。韩信眼看过溪无望，又被萧何的诚意打动，只好答应回去看看再说。想不到回去真被拜了大将，韩信施展军事奇才，成就了刘邦的宏伟帝业。有人写诗叹道：“不得寒溪一夜涨，哪有汉家四百年。”说的就是萧何在此追上韩信的事。清嘉庆十年(1805)和咸丰五年(1855)，有人在马道河边立了石碑，称此地为“萧何追韩信”处，并记载了其中的一些情节，说得如见如闻，不由得人不信。 “西流河”说 汉中市西南约500里处，为古代宁羌州境(今为陕西省宁强县)。这里有条西流河，又名“韩溪”或“寒溪”。据清代道光年间修撰的《宁羌州志》载：萧相国夜追淮阴侯至此，故西流河称为“韩溪”。其情节与“马道街”有些相似。在县城西旧时有“韩王庙”，县城内有“韩王祠”、“归汉桥”等，都出于“萧何月下追韩信”之说。在这里还流传有这类民间故事，如说韩信去意已决，萧何怎么也说不转他。就在韩信继续前行之时，其青鬃马不小心陷进了土坑，一下折了马腿，韩信再不能走了，他仰天长叹：“汉王当兴，天留我也!”这才无奈跟了萧何回去。韩信的陷马坑至唐朝尚有，唐末一场大水给淤平了。据说当时的乡绅曾在此处立碑纪念，可惜这碑也弄没了。 以上四种说法各不相同，然而又各有道理。不过，这些说法大都出于方志，而且这些方志又多修撰于清代，如何能说准汉代的事情，不免使人生疑。况且旧时乡贤遗老撰写方志，只要有利于本地的人物事件，大都兼收并蓄，甚至捕风捉影，牵强附会者也不鲜见。这就使得许多材料真假莫辨，难以为据。如同萧何追韩信之事，究竟哪个地方真实可信，不能单凭一两条材料即来认定，应该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作具体分析。 韩信出身于贫困家庭，少小无行，曾寄食于漂母，受过胯下之辱，然而他却是个不甘雌伏之人。秦末群雄逐鹿的动乱局面，为韩信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他仗剑从军，几换门庭，就是想找一个能够理解他、器重他、任用他的贤主明君，而决不是只求个普通人的栖息之所。在未遇到值得效命的人之前，他是不会甘心屈就而坐失良机的。既然决定要逃走，首先必须确定要逃的方向。当时刘邦暂在汉中就国，但他不会就此罢休，对此项羽也很清楚。为了防范刘邦，项羽牢牢地控制着“三秦”大地，这个局面韩信了如指掌。一般来说他不会过马道，越秦岭，向北再投项羽。说不定项羽正暴跳如雷地抓逃兵，这样岂不是自投罗网? 向北是危途，那么向西走宁强，过嘉陵江，或者由宁强向南入川行不行呢?韩信恐怕也不会在这两个方向上动心思。因为向西或入川北，则为羌、氐等少数民族聚居区，韩信不可能在这里打“游击战”，也拉不起大队伍来，他到这里做什么?而且向西或向南，要越过“铁锁关”、“阳平关”，这里仍然属于刘邦的势力范围，一旦遭遇认真盘查，露了马脚可怎么办? 剩下的方向是向东走了。其实这条道路也不好走，却有可能是韩信的惟一选择。从《读史方舆》记载看，“自南郑县而南，循山岭达于四川保宁府之巴州，为米仓道。……米仓南临中巴，北瞰兴元(今陕西汉中)，实为孔道”。前面说过，要走米仓道，必经孤云山和两角山之间的“截贤岭”。这条道路虽然险峻，却是当时的交通要道，行人较多，食宿方便。由兴元到巴州不过500里地，如乘快马，要不了多长时间。重要的是，韩信还想投靠新的主人，当时新封的常山王孙耳、河南王申阳、九江王英布、临江王共敖、衡阳王吴芮等都在招兵买马，意欲一展宏图。韩信投靠他们，有可能获得重用，从长远来看，这是正确打算。韩信颇有战略头脑，不会不考虑这点。所以由南郑东向汉中，走米仓道，经南江，东归荆楚，或向河南，或至鄂西，或入川东，有着广阔的选择余地。由此看来，韩信悄悄离开刘邦极有可能策马向东，萧何若是随后紧迫，当在“截贤岭”追上韩信。《史记·淮阴侯列传》载：“居一二日，何来谒上，上且怒且喜。”从时间和路程上推算，都合情理。因而北宋诗人孙仲远发感慨道：“小桥上有寒溪字，人道萧何追信时。英雄只从东向去，区区西走欲何为?”明代陕西戏剧作家康海也赞成韩信东走的观点，写了“将军东行喜皓月，怎知贤相在后追”的诗句。由此可见，韩信西过“小桥”和北渡“寒溪”皆是传说，而英雄东向才比较符合实际。 另外，从汉中、南郑的历史上看，“英雄东向”并非韩信一人，其他一些名人也多做这种明智的选择。比如：汉献帝建安二十年(215)七月，曹操领兵进击汉中，天师道起义领袖张鲁为保存实力，率部经米仓道过“截贤岭”至巴中；三国时魏将张邻进犯宕渠(今四川渠县东北)，被蜀将张飞打败，张邰也是经此处向东逃遁的；晋咸康二年(336，成玉恒二年)，成李寿击败晋汉中司马勋，这位大将军也是东向而走的；南宋开禧三年(1207)，汉中军阀吴曦向金称臣，四川宣抚使程松由汉中潜往阆州(今四川阆中市)，走的也是这条道路。可是自从南宋以后，这条繁华了千余年的米仓道由于不利于车马，以致行人越来越少，渐渐废弃不用，也很少有人提到它了。然而不久，米仓道又被派上用场。元宪宗蒙哥西征时，命总把官李进开辟道路。李进由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东渭水北岸)人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市)，度米仓关，伐木开道700余里，由此大兵入川，又热闹了一阵。然而这条道路毕竟山高林密，异常险峻，元军用过之后，还是被废弃了。后来，从汉中入川又开辟了马道街、宁强这条路线，许多人以为汉丞相萧何追韩信的故事应该发生在这条路上，并勒石立碑，说得煞有其事，还附会出一些人造古迹，实际上经不住推敲。可是人们还是以讹传讹，居然传出了四种说法，究竟孰真孰假，该是不辩自明了。 王莽称帝的是是非非 相传秦朝末年，刘邦押解刑徒前往骊山为秦始皇修陵。行至半路，遇一白蟒挡路，刘邦挥剑欲斩白蟒，那白蟒却忽作人语：“你现在杀我，将来如何回报?”刘邦说：“高山斩蟒平地(帝)还。”后来还真应验了此事，汉王朝自刘邦开基，传至汉平帝，竟被外戚王莽篡夺了皇位，公然改汉为新。 刘邦斩蛇、王莽篡汉都有史书为证，但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王莽夺取汉家江山绝不是偶然，更不是什么“冤冤相报”的宿命论结果，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王莽(前45—23)，字巨君，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侄儿。早年家境贫寒，勤奋好学，在其伯父、叔父举荐下，被汉成帝提拔任用，封为新都侯。哀帝即位后，受排挤，被遣回封国。哀帝病卒，王莽与其姑母王政君拥立平帝登基，因功赐号“安汉公”。元始三年(3)，又嫁其女为平帝皇后。自此，王莽官高位显，权倾朝野。平帝驾崩后，又立年仅2岁的刘婴即位。始建国元年(9)，王莽彻底废去汉帝，改朝换代，改国号为“新”，实现了其一步步篡夺汉室江山的巨大阴谋。 历来人们对王莽的登基持否定态度，认为他是典型的乱臣贼子，以极其卑劣无耻的手段夺取了刘氏的皇帝宝座。他是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大阴谋家、巨奸、逆臣，理应受到世人的唾弃与咒骂。而王莽的篡位，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 王莽生来并非野心家。年少时，勤于读书，拜名师学习《礼经》，行为举止谦恭得体，穿戴形如儒生。伯父王凤患病时，他亲自服侍，以至蓬首垢面，连月不解衣带，受到伯父赞赏。王凤卒时，将王莽托付给太后王政君及汉成帝。成帝任命他为黄门郎，迁射声校尉，后来又封其为新都侯。初入仕途的王莽意气风发，不畏权贵，不顾亲情，向皇帝揭发了表兄淳于长的罪行，在朝中赢得了忠直敢谏的美名，皇帝将其破格提拔为大司马。 哀帝即位后，王政君劝王莽不要陷入与哀帝外戚争权的斗争中，要他辞官回乡，然而没有获得皇帝批准。一日未央宫中举行宴会，王莽见哀帝祖母傅太后的座位与太皇太后王政君的座位并列，认为不合礼仪，命内侍撤去，另设他座，引得傅太后大怒，不肯赴宴。王莽因此而得罪太后，被遣回封国。 王莽在封国内杜门自守，勤于政事。他的二儿子因误杀了一名奴仆，被王莽逼令自杀。百姓为他的不徇私情所感动，纷纷联名上书朝廷为其申冤。元寿元年(前2)，天空出现日食，朝中一些贤良趁机称颂王莽功德。迫于舆论压力，汉哀帝召回了王莽。 公元前1年，汉哀帝驾崩，王政君与王莽迎立汉平帝即位。皇帝年幼，由王莽摄政。这时，塞外的少数民族向汉廷进献白雉，群臣们认为这是王莽的功德感动了上苍，才出此祥瑞之兆，要求给王莽赐号“安汉公”。对于朝廷的嘉赏，王莽固辞不受，最后由太后王政君亲自下诏，封王莽三世为三公，食邑二万八千户，他才勉强接受了太傅的官职及“安汉公”的封号。 王莽自被封为“安汉公”后，权倾朝野。汉平帝选后时，王莽自觉其女与众女并列一起恐有不利，便坚拒说自己的女儿无才无德，不适合参选，太后王政君也下诏书替王莽谦让。群臣被这种谦让精神所感动，上书请求皇帝立王氏女为后。经过卜筮，得出吉相，汉廷决定聘王女为后。 为了防止平帝生母卫姬及其亲属干涉朝政，王莽在王政君默许下，将卫姬封为中山孝王后，帝舅卫宝、卫玄也赐爵关内侯，让他们永久居住中山国，不得返京。王莽的儿子王宇害怕隔离卫氏，将来皇帝长大后会怪罪下来，就与老师吴章谋划，利用王莽喜好鬼神的弱点，让内兄吕宽趁夜色把污血洒在王莽门前，迫使其改变主意。不想事情败露，王莽不仅毒死儿子，也寻个借口，将卫氏一族尽数诛灭。对朝中对此有异议者，王莽也逼其自尽。他的“大义灭亲”引得群臣一片赞颂之声，称其“为帝室故不敢顾私”。 元始四年(4)，王莽之女被正式立为汉平帝皇后，大赦天下。朝臣上书说，王莽辅佐皇帝，功比伊尹、周公，应当封为宰衡，位列上公，他的两个儿子也该封侯。太后王政君亲临前殿，赏赐王莽，王莽坚辞不受。大臣认为，谦虚辞让是他的一贯作风，应当拒绝其请求。后来，王莽只要求御史为其刻了“宰衡太傅大司马印”，算是接受了朝廷的封赏，而将所得财物悉数散于众人。王莽又奏请皇帝修建明堂、辟雍、灵台，为学子筑舍万间。又征天下精通一技之长的博学之士，汇集一起，辩论学问，订正古书谬误。这些政绩，为王莽赢得了巨大声誉。朝中先后有多人上奏皇帝，恳求赐王莽“九命之锡”(古代帝王赐给功臣或权臣的九种物品，以示恩宠)。 此时，朝野上下，尽是对王莽的溢美之词。他又派使者持金币诱使塞外的少数民族臣服于汉朝，从而形成天下一统、四方臣服的可观局面。元始五年(5)，汉平帝病逝，王莽假借卜筮之术，欲选立年仅2岁的刘婴为帝。适逢大臣上书，言浚井时发现白石丹书“告安汉公莽为皇帝”，众人认为是“符命”之兆。在征得王政君同意和群臣的劝谏下，王莽摄行皇帝之事，车服出入警跸(天子出行时的戒备状态)，皆如天子之制。居摄元年(6)，立刘婴为皇太子，称孺子。长沙王刘崇认为王莽**朝政，威胁刘氏江山，举兵谋反，因势单力薄而遭失败。群臣趁机上书说，因为王莽权位过轻，才导致刘崇谋反，应该赋其尊位以威震天下。王政君下诏，命王莽以后朝见时称“假皇帝”。至此，王莽称帝已是胜券在握，废除皇帝前的“假”字只是时间问题。 居摄二年(7)，东郡太守翟义拥立刘信为天子，扬言王莽毒死平帝，意欲代汉自立，号召天下人共同讨伐他，一时间聚集了10余万人。王莽惶恐不安，一方面遣兵镇压，另一方面颁文天下，表明自己将来必定还政于刘婴的决心。仅仅用了3个月时间，就平定了叛乱。次年，齐郡、巴郡、扶风等地出现了一些“符瑞之象”。梓潼人哀章也进献铜匮，内有“天帝行玺金匮图”、“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书言王莽为真天子，要求汉禅位于莽。王莽见时机成熟，于公元9年废汉自立，建立新朝。完成了其篡汉的计划，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帝。 王莽的即位，为其背上了过多的骂名。人们认为他伪善、凶狠、残忍，阴险而诡计多端，为了政治前途，不惜杀死自己两个儿子；为击败政敌，又多次动用与太后王政君的亲属关系。他的所谓谦虚辞让，只不过是故作姿态，为自己在朝中树立威望；他的一些善举，也不过是在收买人心，为能够快速高升而获取政治资本。他专擅朝政，排除异己，滥杀无辜。为了混淆视听，还利用“符瑞”愚弄百姓。他的所有行动，都是为了一个目的——篡汉自立。 然而，有人提出异议，认为王莽杀子，是严于治家，铁面无私，而不是凶暴成性的恶人。他虽贵为外戚，但从不以权势压人，而是审时度势，把事情处理得公平合理。他的谦虚谨慎，是其行事作风，并非沽名钓誉。他的种种善举，是体恤百姓，完全是出于一番好意。他的所谓排除异己，滥杀无辜，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矛盾升级，从根本上还是为了维护帝室的利益。他利用“符瑞”，不过是巧借“天意”，而实施符合自己意愿的政治措施。正如一些学者所言，倘若每一位政治家都花费如此代价来弄虚作假，那么整个社会必定清明多了。应该看到，王莽的登基，是历史前进的必然结果。那时，腐朽的西汉王朝已很难维持他们的统治，天下也流传着刘氏将终的传言，封建国家的正常运转需要鲜活的血液，更需要进行一场彻底的变革而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王莽的称帝符合时代的潮流，合乎天意，顺乎民心，而东汉宫修的《汉书·王莽传》对其多有揶揄、贬抑，这是不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我们应以唯物史观的态度，对其进行客观、全面的评价。 登基后的王莽，面临着政治**、人心涣散、经济濒临崩溃的严峻局面。为解决这些棘手问题，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政治上他敦睦宗族，定姚、妫、陈、田、王五姓为同一宗族，严禁族人互相婚配。他受儒家“必也，正名乎”的影响，大改官职器物名称，如改大司农为“羲和”，又更为“纳言”。为宣扬自己是“君权神授”，命大臣颁《符名》四十二篇于天下，以稳定人心。封边疆诸少数民族国王为“侯”，去“玺”曰“章”，大大跌了名份。降汉诸侯王为“公”，以合古制。经济上，更天下田为“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多田者，剩余部分给予宗族或邻里人耕种。又以“割”字由“卯、金、刀”组成之故，禁用先前所铸刀币，另造“小钱”，与“大钱五十”并行于市，后又更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名曰‘宝货’”，共6名28品。据《周礼》、《乐语》，开赊贷，在长安及洛阳、邯郸、成都等重要城市设五均官，使“市无二贾，四民常均，强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贫”，保证价格稳定，防止通货膨胀。始建国二年(10)，推行“六等之令”，对酒类、盐、铁、铸钱及采之于名山大川的诸多物品征收赋税，将这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日用品进行集中管理，避免少数人囤积居奇，牟取暴利。 纵观王莽的改革措施，多以儒家经典为指导思想，意在创造一个天下大同、人民安康的富裕社会。然而，盲目的“复古改制”不符合当时的现实情况，过于急功近利，引起社会动荡，最终导致了失败。王莽也被冠以迂腐、食古不化的恶名。首先，他厘定宗族，人为地制造等级差别，使人生来就有贵贱之分。他更改官名、物名，造成职官制度混乱，割断前后历史联系。他改封少数民族国王为“侯”，致使边疆动荡不安。而降汉诸侯王为“公”，也使其失去朝中贵族支持。其次，他将土地收归国有，本意是抑制土地兼并，可是全国的耕地面积远远不够分配，广大的农民仍无田可耕，“王田”政策损害了豪强地主和农民的双方利益。再次，他改革币制，却由于货币重量不足、品种繁多、不易换算，扰乱了市场秩序，遭到百姓拒绝，仍暗地里以汉“五铢钱”进行交易。他推行“五均”、“六”，导致官、商结合，恶意盘剥百姓，弄得怨声载道。所有的这些政令措施，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加速激化了阶级矛盾，人民反抗起义的斗争此伏彼起，王莽心力交瘁，疲于应付。地皇四年(23)十月，义军攻入长安，王莽被商人杜吴杀死，历时14年的新朝宣告灭亡。 对于王莽的改革，一些人认为他不全是“复古”，其中还包含有“革新”的内容。如他根据国家的财政收入发放官吏薪俸，灾年时则缩减官俸，以减轻百姓负担。他的“王田”政策是在承认一夫一妇占有百亩之田的基础上，才不允许自由买卖，完全不同于西周的井田制，而是一种土地私有与国有并存的新政策。自古以来，人们总是以成败论英雄，王莽的改革失败使其背上了千古骂名。客观地说，以西汉末年的形势来衡量王莽改革，它还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至少其薄赋轻徭比之刘汉的重税苛役要深得民心，不然，新莽政权也不会坚持14年之久。因此，英国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评价王莽是与王安石一样的伟大改革家。他的失败在于触动了豪强地主的根本利益，遭到他们反对，而改革中的用人不当，损害了农民利益，失去众人支持，再加上王莽后期的妥协退让及连年战争巨大经费的开支，引起经济崩溃，致使改革前功尽弃。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国有政策更是亘古未有第一人，胡适在1928年就评价他是“一千九百年前的社会主义皇帝”，只是因过早地在历史上出现，才成为千古悲剧英雄。 谚云：成者王侯败者寇，这在王莽身上得到充分体现。他的登基与改革遭到历代统治者的恶意诅咒与嘲讽，但外戚篡位在中国历史上绝非他独有，隋文帝杨坚以北周外戚登上皇位，却无人说其是篡贼。因此，我们要正确认识班固《汉书》中的王莽，他不是无能、狡诈、伪善和妄自尊大的愚人，而是一名极具魄力，富有卓越见识的政治家、改革家。即使从消极方面讲，他也不过是一个过于依赖儒家经典而不知变通的“迂腐”皇帝，比之秦二世、隋炀帝等暴君要好得多了。 曹操为何不当皇帝 曹操，一名吉利，字孟德，小字阿瞒。除去这些很普通的名字外，他还有个不普通的名字——魏武帝，或者叫做“武皇帝”。其实，曹操终其一生，鞍不离马，甲不解身，东荡西除，南征北伐，挟天子以令诸侯，费了很大气力统一中国北部，虽有皇帝之实，却无皇帝之名。汉延康元年(220)正月，曹操病死洛阳，葬于高陵(今河北临漳西南)，终年66岁。当年十月，他的儿子曹丕废汉自立，在洛阳即皇帝位，改元黄初，国号曰“魏”。十一月，曹丕追尊其父为武皇帝，庙号太祖。至此，曹操才算有了皇帝正式名称，他的这个伟大遗愿在曹丕手里完成，是名副其实的儿子创造老子。 曹操是个很有本事的人。陈寿在《三国志·武帝纪》中评价其为“抑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他到另一个世界去做皇帝，是其高明之处，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众所周知，曹操在镇压黄巾军起义中起家，建立了以“青州兵”为精锐的曹家队伍，他在占据兖州(今山东兖州市)期间，汉献帝被李劫持，长安城被抢掠一空。一些大臣拥献帝逃至洛阳，这里的宫室也已化为废墟，百官依壁而居，几天吃不上一顿饱饭。就在汉献帝和大臣们走投无路之际，曹操做了一个自以为聪明的决定，建安元年(196)九月，将献帝接到许昌，自为大将军，封武平(今河南鹿邑西北)侯。自此政归曹氏，皇帝仅守位而已。建安十三年正月，曹操任丞相；建安十八年五月自为魏公，加九锡；建安二十一年四月晋号为魏王，其位置在诸王之上。曹操儿子曹丕为王太子，女儿称公主，王都在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设有相国、御史大夫、尚书令、侍中之类的官职，在形式上和皇帝没有太大区别。魏王在名义上仍比汉献帝要低一等，而实际上皇帝只是曹操手中的傀儡，谁也不拿他当回事了。 曹操大权在握，皇帝之位伸手可及，然而曹操操纵汉献帝24年(建安元年至延康元年)，玩弄其于股掌之上，直到临死之前，也没有把小他26岁的汉献帝废掉。尽管曹操已全面完成了曹魏王朝的准备工作，可是他还是没有当上皇帝。许多人对此迷惑不解，甚至将其归为曹操的最大“奸谋”，其实这正是他的精明过人之处。因为曹操权衡利弊，他还不能当这个皇帝。 为了避免成为众矢之的 曹操是个政治家、军事家，很善于从全局、从战略上考虑问题。当时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出现了一批不可小瞧的实力派人物，如袁绍、袁术、吕布、张绣、孙权、刘备等，个个不甘雌伏，总想以求一逞。而自己所拥有的实力尚不足以荡平群雄，除尽异己。特别是在讨伐董卓的战斗中，曹操感到汉室还有一定号召力，像孙坚等人，“知有讨贼而不知有他”。在后来同刘备的接触中，知道此人表面上高喊以匡扶汉室为己任，而实际上却是天下第一号“皇帝迷”。还有实力雄厚的袁氏集团，也在虎视眈眈看着自己。而所有人的目光聚焦点，是皇帝的位置。自己一旦称帝，各路诸侯就得像当年讨伐董卓一样再讨伐自己，他坚决不做董卓第二。相反，要千方百计剪除这些对立势力。在曹操看来，汉献帝尽管是个孩子皇帝，但却是最好的政治工具，挟天子以令诸侯，要比自己称帝讨伐更加名正言顺，更得天应人。另外，曹操也清楚地知道，即使能用武力逐个消灭地方割据势力，可是他无法使整个士族阶层服帖。尽管他果断地杀掉了这个阶层的一些头面人物，如孔融、崔琰等，但不可能除掉整个士族阶层。再看看本营垒的知识分子，最拥护自己的莫如荀、荀攸叔侄，可连称魏王他们都激烈反对，怎么再好意思自称皇帝?而充分利用汉献帝这块招牌，就可以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等有利条件，一步步发展壮大自己。就是到了统一中国北方之后，曹操还是没有代汉自立。比如，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孙权袭杀关羽之后，为了引祸于人，主动给曹操写信，对其歌功颂德，劝他登基称帝，自己甘愿称臣。曹操让群僚传观了这封信，然后说：“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上耶!”(引见《魏略》)。一眼识破了孙权的阴谋，仍然只行皇帝之实，不挂皇帝之名，堪称是聪明的算计。 为了避免重蹈他人覆辙 皇帝为万民之主，富有四海，掌管着天下最高权力，觊觎其位者大有人在。当年的董卓也是大权在握，废少帝，立献帝，犯了帝位不可轻易谋取的大忌，遭到诸侯讨伐，死无葬身之地，教训极为惨痛。再就是那个袁术，志大才疏，不自量力，竟也想代汉自立，要过一把做皇帝的瘾。但是他错误估计了天下形势，也没有弄清自己有多大本事，结果使得兄弟反目，众叛亲离，皇帝没有做成，还搭上全部家底和自己性命。 袁术，汝南汝阳(今河南商水西南)人，字公路，是大军阀袁绍的从弟。他出身于四世三公的大官僚家庭，祖上四代都有人任太尉、司徒、司空职务，掌握全国最高军事、政务、监察执法大权，官高势大，门生故吏遍及天下，不要说家族势力曹操望尘莫及，就是手里掌握的军队也让曹操畏惧三分。董卓专权时，袁术逃奔南阳(今属河南)，据有其地，不听招呼，受到曹操和袁绍的联合攻击，袁术遂率余众割据扬州(今长江下游与淮河下游间)。兴平二年(195)冬，汉献帝被李、郭汜等人追杀，百官士卒死亡者不可胜数，袁术以为代汉自立的时机成熟，遂召集属下说：“今刘氏衰微，海内鼎沸。吾家四世公辅，百姓所归，欲应天顺民，于诸君意如何?”(引见《三国志·魏志·袁术传》)。大家见他想当皇帝，不敢回答这种问话，只有主簿阎象当场劝阻，袁术置之不理。建安元年(196)七月，袁术迫不及待称帝，听说孙坚得了传国玉玺，遂逮捕孙妻夺了这一宝贝。不久又听了术士张炯的胡说八道，说他命中注定要做皇帝。袁术自以为一切准备停当，便在建安二年正月称帝于寿春(今安徽寿县)，自称仲家，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有滋有味地当起了皇帝。袁术的倒行逆施引起众人反对，他的儿女亲家吕布毁婚以示抗议，接着二人兵戎相见，袁术被吕布打败。这年五月，袁术又向阳夏(今河南太康)的陈王刘宠借粮，遭到拒绝。九月，曹操率军击败袁术。袁术投奔他的部下雷薄、陈兰，也被拒之门外。他要把帝号归于袁绍，袁绍不肯接受。走投无路的袁术众叛亲离，呕血斗余而死。袁术死后，妻子归了庐江太守刘勋，女儿被孙权纳入后宫，一个势力强大的军阀，因为利令智昏，擅自称帝，结果弄得家破人亡，声名狼藉。曹操亲眼看到袁术的失败过程，再联想到董卓暴尸于市、被燃火焚烧的情景，当能深刻领会这些前车之鉴，不会重复董卓及袁术的老路。所以尽管他大权在握，重兵在手，废献帝易如反掌，也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当皇帝。 为了避免慕虚名而处实祸 据《三国演义》第五十六回记述，建安十五年春，曹操在铜雀台大宴文武官员。当时，尽管赤壁兵败，可是曹操仍然牢牢控制着整个北方，形势仍可乐观。王郎、钟繇、王粲等一批文官借机进献诗章，大力称颂曹操“功德巍巍，合当受命”，公开劝他登基为帝。曹操看了这些拍马屁的文字，笑了笑说：“诸公佳作，过誉甚矣!”接着向大家介绍了自己年轻时的志向和微不足道的期望。在这段表露心迹的话里，他一方面向大家说明自己毫无野心，只想专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死后只图个“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足矣。想不到现在身为丞相，人臣之贵已极，还会有什么期望?在曹操看来，“如国家无孤一人，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不仅曹操至死不称帝，在他活着的时候，刘备、孙权也不敢称帝。说明曹操在坚持统一，反对分裂方面，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另一方面，曹操也明确指出，现在有人“妄相忖度，疑孤有异心，此大谬也”。同时，曹操也毫不含糊地表示，如果要他回到所封的武平侯之国安享富贵，这实在不行，恐怕一解兵权，就会被人所害。若是自己败了，则国家就会倾危，所以决不能只慕虚名而处实祸。 《三国演义》为小说家言，文中所述不可尽信。比如，据《三国志》曹操本传记载，铜雀台修建于建安十五年冬，而不是这年春天。铜雀台是曹操为小老婆建造的高级别墅，至少这一年铜雀台没有举行过此类国宴。不过，罗贯中记述的曹操这些话并非凭空捏造，其来源为《魏武故事》，有些话则直接抄自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较为真实地道出了曹操的心声。分析他对百官说的这些话，不仅看出了曹操在权势巅峰之时的清醒与明智，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热衷权力、看重实利的心理。当时，确实有些人认为曹操蓄有异志，诸葛亮和周瑜等人就公开骂他“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在曹操属下中，也有人劝他交出兵权，回到自己的封国养老，以此“杜天下人之口”。曹操当然不会受他们操纵，因为他很清楚，自己如果只图这种虚名，一旦失去了兵权，说不定哪天仇人就会杀上门来，他和子孙都要遭殃。而现在，自己大权在握，一言九鼎，连皇帝都可以随意操纵，功名富贵，样样皆备，没有的只是那顶名誉上的皇冠，同样没有必要图此虚名。因为他已经完成了儿子要做皇帝的全部准备工作，儿子做了皇帝，自己也会被追认为皇帝。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果然在他算计之中，曹操把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发挥到了极至，所以他不会急于做皇帝。 为了难以割舍的汉室情结 曹操被人骂为“汉贼”，但谁也不能否定他是汉室臣子。细看曹操一生作为，在他身上可以看到贯穿始终的汉室情结。曹操的祖父曹腾、父亲曹嵩、他自己及儿子曹丕等，四世累受汉室皇恩，曹操讲究实际，不会无视这个事实。这是曹操终究没有篡汉自立的思想基础。从曹操一生的主要行动来看，同样可以看到这种汉室情结。他20来岁入仕，很想为朝廷尽力。做洛阳北部尉时，不畏豪强，犯禁者杀，工作很负责任；任济南国相，整顿吏治，成绩卓著。黄巾军起，他赶忙跑去镇压，竟降伏其部众30万人。董卓乱政，曹操敢刺杀他，且在陈留散尽家财招募义兵，首先举起讨董义旗。在当时的讨董联军中，他和孙坚一样，是最没有私心杂念的将军。曹操及时提出讨董良策，众人置之不理，他一怒之下率5000人先行出击，结果败得一塌糊涂。这次失败教训了曹操，没有实力干不成大事，于是他扩充军队，开拓地盘，走上了专欲为国家讨贼立功的道路。不客气。地说，与袁绍、袁术、吕布、刘备、孙权等人相比，曹操对于汉室的贡献最大。如果不是曹操收留了走投无路的汉献帝，很难设想他能再稳稳当当做25年皇帝。当然，迎立这个傀儡皇帝，给曹操带来很大方便，但也造成了诸多麻烦，比如稍有举措，就要上表奏闻，还容易给人抓到把柄，无异自寻烦恼。然而曹操一旦做出这个决定，就贯彻到底，至死没有抛弃汉献帝，也未修改“匡扶汉室”的既定方针，这不能不说是曹操的汉室情结在起作用。他如果代汉称帝，就会彻底毁坏自己一生的声誉、名节，就会成为真正的汉贼。曹操奋斗一生，不能不考虑自食其言的后果，所以他宁愿做周文王，给儿子铺好登基之路，也决不会自己去当皇帝。 以上几个方面分析了曹操不当皇帝的理由和原因。此类理由和原因还可举出一些，如障碍尚未扫清，内部尚不稳定，时机尚不成熟等。尽管曹操是汉朝廷所有权力的真正主人，但他没有代汉自立却是不争的事实。 曹操不称帝并不是他不想当皇帝，这在史料中有明确记载。《曹瞒传》和《世语》都称尚书桓阶“劝王(曹操)正位，夏侯以为宜先灭蜀，蜀亡则吴服，二方既定，然后遵舜、禹之轨，王从之。”由此看来，曹操并非只是一心一意匡扶汉室，其实他还是想当皇帝，只是蜀、吴未定，他坐不稳这个宝座。如果“二方既定”，他就会效法舜禹之轨，不客气地让汉献帝禅位。可惜曹操已至暮年，等不到这一天了。曹操死后，夏侯还“追恨前言”，以为泄露了天机，很快他也死掉了。有人对此进行了考证，以为《世语》是胡说八道，但没有否定《曹瞒传》也说过这些话，可见对于曹操的这一记载并非全是妄说。还有，曹操在看完孙权劝其称帝的信后，曾经无可奈何地发出了一句感叹：“苟天命在孤，孤为周文王矣!”周文王没等灭掉殷纣王就去世了，其子姬发后来灭商，建周朝，即帝位，尊其父为周文王。曹操以周文王自居，说明他不是不想改朝换代，只是自己身体有病，已经来不及了。 还有人以为，曹操不是不想做皇帝，事实上他做不成皇帝。就是轻而易举把汉献帝搞掉，他也只能做个控制一方的草头王，做不成统一全国的真皇帝，而且还要背个“篡汉自立”的万世恶名，倒不如只要实惠，不要虚名，所以才一直“谦虚”着不称帝。如果给曹操排个时间表，可以看出他要当个真正的皇帝很艰难，就从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算起吧： 建安元年，曹操让汉献帝封自己为大将军、武平侯。为了安抚势力最大的袁绍，他又紧忙让汉献帝封袁为太尉、邺侯。可是袁绍不领情，不仅不接受，还大骂曹操“今乃挟天子以令我乎?”曹操知道自己势力不行，只好忍气吞声把自己的“大将军”封号让给袁绍；建安二年，董卓的部将张绣率部攻击曹操，袁术则公开在寿春称帝，同曹操唱起“对台戏”；建安三年，荆州的刘表公开支持张绣，向曹操发动进攻，吕布也同他大动干戈，孙策则乘机占据江东，根本不听招呼；建安四年，刘备公然背叛曹操而投靠袁绍，不久，许都就受到袁绍大军的攻击；建安五年，官渡大战爆发，曹操获胜，接着就是长达7年的征伐，总算大体平定了中国北方；建安十三年，曹操占领荆州，形势一片大好，他要统一全国，不料遭到赤壁惨败，刘备不客气地占领西川、荆州，从此形成三方鼎立的局面。至此，曹操已是鞭长莫及，他没有力量和时间再搞统一了。总起来看，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身兼多种要职，占据有利位置长达24年，可是他没有制服各路诸侯。曹操不是没有想当皇帝之心，然而缺乏回天之力，事实上他当不成皇帝。如果曹操公开亮出代汉自立的招牌，局面将更加糟糕。曹操的精明之处，就是善于利用合法的外衣，将不合法的目的掩盖起来，虽然他不称皇帝，但他所有的努力都是想当皇帝，而且这种努力是有计划、按步骤的，既稳稳当当，又周到严密。比如：曹操把三个女儿都嫁给了汉献帝，其中曹节被立为皇后。一方面用于政治上的笼络，一方面设下几个眼线，便于控制这位小皇帝。从建安十三年起，曹操就从政治体制入手，将皇帝权力转移到自己身上。这年六月，罢三公官，曹操自任丞相。他的所有命令先由丞相主簿司马朗传递给代尚书令荀，再由荀传给汉献帝，最后以诏书形式发出，其实却是曹操的“旨意”。十六年，曹操以儿子曹丕为副丞相，进一步抓牢了中央大权。十七年，曹操可以带剑穿鞋直接上殿，而且入朝不用小跑。十八年正月，曹操以皇帝名义合并十四州为九州，其所领冀州成为全国最大的州，魏郡成为最大的郡，为将来的魏王国奠定了基础。十八年五月，曹操受魏公及九锡，后者是天子赐予臣子的九种礼物和待遇，通常被认为是大臣篡位的先兆。十九年正月，曹操在封地内举行耕种籍田仪式，表明魏的分封国地位正式确立。同年三月，汉献帝宣布魏公位在诸侯王之上，并授曹操以金玺、赤绂、远游冠等物，具有了过去皇太子的待遇。二十年九月，曹操执掌分封诸侯、任命郡守国相的权力，得官爵者皆知有魏公而不知有天子。二十一年五月，曹操晋爵为魏王，并得到金虎符，在制度上正式承认了他的调兵权。与此同时，曹操也在紧锣密鼓地完善魏国的政治组织：任命钟繇为魏国相国，任命华歆为御史大夫，建立太学作为培养干部的基地。曹操还在北方实行屯田，改革赋税，颁布租调制度，为今后准备了充足的粮食。可以说曹操从政治、军事、组织、经济等各方面都做好了登基的准备。到了这种地步，曹操仍不满足，动不动就朝汉献帝大发脾气，吓得这位天子苦苦哀求：“君若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意思是说，你若不辅佐我，发发善心放我一条生路得了。恨不得要把皇位拱手相让。曹操自知时机尚不成熟，考虑再三，还是把这个宝贝位置留给了儿子。 总起来看，曹操为什么不做皇帝是个很复杂的问题，自古以来就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人常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其实，局中的曹操始终保持着一份可贵的清醒。他虽然没有当上皇帝，可是却实实在在获得了许多超过当皇帝的荣耀，这正是曹操想得到的东西。 诸葛亮为什么打败仗 诸葛亮，字孔明，世称卧龙先生，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人。少孤，随从父诸葛玄生活，后隐居邓县隆中(今湖北襄阳西)。躬耕陇亩，勤学不辍，留心世事，抱定济世拯民之志。建安十二年(207)，经刘备“三顾”为军师，提出了著名的“隆中对”战略方针，其后联孙抗曹，赤壁一战而成三方鼎立局面，帮助刘备在蜀建立起独立政权。曹丕代汉，他积极支持刘备称帝，任丞相。刘备死后，辅立刘禅，大权独揽，决以政事。他曾五次率军北伐，两出祁山(今甘肃西河西北)，力图统一全国。他任丞相时，抑制豪强势力，励精图治，赏罚严明，并加强与西南各兄弟民族的团结协作，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为推动整个西南地区的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诸葛亮不仅是治国安民的能手，也是外交和军事方面的奇才，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奇计妙策，层出不穷。他博望烧屯、火攻新野、巧夺荆州、智取汉中、舌战群儒、三气周瑜、六斗司马懿，还有什么借东风、空城计、八阵图等，无不闻一知十，料事如神，成为智慧和才略的化身。凡是读过《三国演义》的人，对于诸葛亮的超级智者形象都会留下深刻印象。 可是仔细看看《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军事才干，却惊奇地发现他领兵打仗有些外行，越到后来败得越惨，甚至可以称他为常败统帅。 诸葛亮出山时，不到而立之年，完全是个青年书生。虽然他大言不惭地自比乐毅、管仲，却没有领兵打仗的实践经验。初出茅庐，取得了“火烧博望坡”的小小胜利，接下来便是“弃新野，走樊城”的失败，使得刘玄德携民渡江，弄得整个樊城鸡犬不宁，刘备悲伤地竟欲投江而死。如果不是左右救止，恐怕早没命了。 败走樊城之后，接着又是当阳之败，吓得刘备糜氏夫人投井而死，连儿子也差点扔掉。多亏铁哥们儿张飞、赵云舍命相救，刘备才从小路斜投汉津。如果不是刘琦将其接往夏口，刘备恐怕还要狼狈多时。 从客观上说，诸葛亮的“弃新野，走樊城，败当阳，奔夏口”的一系列败绩都与兵力太少有关，而且也缺乏可靠的根据地，所以累累如丧家之犬，被曹操追得惶惶不可终日。可是当蜀汉政权建立，尤其是刘备去世之后，诸葛亮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在各方面作了充分准备，为了实现先主遗愿，精心组织了六次伐魏战争，然而每一次都以失败告终，创造了战争史上连战连败的罕见纪录。 蜀汉建兴六年(228)正月，诸葛亮首次北伐曹魏，亲率大军攻祁山，关中响震，形势很好。后因错用马谡而失战略要地街亭，导致蜀军败归，诸葛亮上疏请自贬三等。同年十一月，诸葛亮闻魏军东下，关中空虚，欲出兵北伐，遭到群臣反对。他独持己见，十二月间率兵出散关(今陕西宝鸡市西南)，围困陈仓，其守将郝昭早有准备，坚决不肯投降。诸葛亮认为率有精兵数万，而郝昭才有兵士千人，算计魏军来不及救援，组织部队轮番攻城，苦战20余日竟不克。蜀军粮食吃光无力再战，只好仓促撤退。诸葛亮以数十倍兵力竟攻不下一座小城，可见其指挥才能如何。 蜀汉建兴七年(229)春天，诸葛亮组织第三次北伐。他派遣陈式攻武都(今甘肃成县西北)、阴平(今甘肃文县西北)，魏将郭淮率军急救，诸葛亮领兵出击建威(今甘肃西和县北)。郭淮避其锋芒袭其后部，诸葛亮急得生病，得了两座空城，就匆匆撤兵退走了。 蜀汉建兴九年(231)二月，诸葛亮第四次北伐，围困祁山，用木牛运粮。老对手司马懿率军迎击，双方战至六月，互有胜负。诸葛亮在进攻上邦(今甘肃天水市)时虽然抢收了些麦子，但终因粮草不继，不得不宣布退兵。 诸葛亮返蜀三年，精心准备之后进行第五次北伐。他亲自统领10万大军由斜谷进兵，这次接受因粮草不继而退兵的教训，实行分兵屯田，作长期打算。岂料司马懿也下决心打持久战，两军在渭南相持百余日，司马懿坚守不出，诸葛亮除去送女衣以示羞辱外，别无良策。后因心劳力绌，病卒于五丈原(今陕西眉县西南斜谷口西侧)。真可谓“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诸葛亮的种种神机妙算和深谋远虑，一次又一次地落空。回头看看这一连串败绩，真不相信是诸葛亮所为，可是，这些都清楚地载于正史，不必为尊者讳言，诸葛亮打败仗是不用怀疑的。 胜败乃兵家常事，世界上没有每战必胜的将军。诸葛亮虽然被装扮成了智慧的化身，但他并非像人们想象中那样完美。从诸葛亮一生来看，自提出《隆中对》到他任蜀相时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可以说他是个很高明的政治家，也是一个运筹帷幄的军事家，但决不是第一流的军事家，否则不会有这一系列的败绩。而且有些败绩很难原谅，其后果影响了全局。 那么，如此聪明的诸葛亮为什么老打败仗呢? 缺乏实战经验，对于局势把握不准 凡是能征善战的将军，大都经过真刀实枪的搏杀，一步步积累起丰富的实战经验。而诸葛亮只是一介书生，虽然号称熟读兵书，精研兵法，但毕竟没有经过残酷战争的锤炼，也缺乏亲自带兵打仗的实践。他在出佐刘备之后，直到白帝城托孤，从没有指挥过什么大战。博望坡说是“军师初用兵”，但实际上的烧屯之战是刘备打的；赤壁大战把诸葛亮说成神仙，但主要指挥者是东吴青年将领周瑜；刘备平定益州之战很是精彩，主谋者是庞统和法正；智取汉中是刘备亲自出马，制定作战计划的却是法正。以后诸葛亮的南征，主要是政策方面的成功。至于“七擒七纵”之事，《三国志》没有记载，连孟获这个人也没有。清代《通鉴辑览》认为屡缚屡遣，“直同儿戏”，“一再为甚，又可七乎?”此事有无，史学界尚在争论，因而不能作为诸葛亮的成功战例。还有“草船借箭”、“空城计”、“借东风”等，都是罗贯中借别人的故事美化诸葛亮，这与他的什么神机妙算毫无关系。 此外，诸葛亮的一系列败仗，与他把握形势不准、固守陈旧战略方针有直接关系。有专家学者指出，《隆中对》对当时的形势分析是对的，使刘备迅速摆脱了困境，找到了立足之地。但是，战争的形势瞬息万变，在形势变化以后，诸葛亮没有分清战略的主要方向和次要方向，其“逐鹿中原”的方针是错误的。诸葛亮认为：“天下有变，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这种分进合击的钳形攻势，颠倒了主力和偏师的关系。棋失一着，使刘备失去了惟一可以问鼎中原的宝贵战机。 还有西蜀的一系列败仗，也与诸葛亮过时的战略方针直接相关。汉献帝东迁之后，原先富足的秦川一带变得经济凋敝、人烟稀少，民力财力日显穷蹙，难以支持刘备大军逐鹿中原。可是诸葛亮昧着心眼，仍然主张坚守秦川，而又无力东进，真是得不偿失。战略要地荆州上通宛洛，下控孙吴，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可是蜀军在此兵力不足，又偏放了个刚愎自用、目中无人的关羽。偶有一二个胜仗，冲得头脑发昏，关羽不仅失了荆州，连父子二人性命也给丢了。而上庸、江州的蜀兵为什么不救?诸葛亮的英明预见到哪里去了?实践说明，关羽失荆州，刘备败夷陵，马谡丢街亭，都与诸葛亮未能洞悉秦川、宛洛的形势有关，和他不能正确把握全局有关，照他这样指挥作战，岂有不败之理? 过于谨慎小心，不用奇谋妙计 这从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可以看得出来：“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引见《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这个评价比较准确恰当，完全符合诸葛亮布阵打仗的实际。 所谓“奇谋为短”，这是有事实根据的。诸葛亮首次北伐，魏安西将军夏侯镇守长安。此人懦弱无能，惟怯不前，是魏之西线的薄弱环节。如能一举攻下战略要地长安，势必导致中原震恐，战局大变。为此，蜀国大将魏延及时向诸葛亮献上“子午谷奇谋”。他说：夏侯怯而无谋，自己愿领兵五千，从褒中(今陕西褒城)出发，沿秦岭东走，再由子午谷向北，不过10天可到长安。夏侯见我蜀军突然而至，必然乘船迅速逃走，这时的长安城里只有御史、京兆太守一帮文官，就好收拾了。请丞相(诸葛亮)亲率大军出斜谷，只需20天就可胜利会师。这样长安可指日可下，而咸阳以西一举可定了。(事见《三国志·蜀志·魏延传》注引《魏略》)。 魏延陈述的作战方案堪称奇计，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也写了这段，只是有所增饰。可是诸葛亮认为这样做太危险了，不如从坦道先取陇西，十全必克而又无危险，坚持西出祁山，以和诸戎。想不到街亭一败，全局皆输，眼看着三郡归附的大好形势毁于一旦。这种难以原谅的败绩，诸葛亮要负领导责任。就诸葛亮北伐来说，只有这次夺取关陇的可能性最大。这次战后，魏明帝立即把无能的夏侯调走，改派大将曹真镇守这一战略要地。曹真之后司马懿接班，诸葛亮从此永远失去占据长安的机会。这次失败，非同小可。 不只这种关系全局的大战诸葛亮过于谨慎小心，就是对于绝对劣势的弱敌，他也蹈常如故，缩手缩脚，结果打成得不偿失的消耗战，并以失败而告终。比如第二次北伐围攻陈仓，对手郝昭只有兵士千人，而诸葛亮兵力十倍于敌。他先用云梯冲车攻城，被郝昭用火箭和绳连石磨击破。又用百尺井阑射城中，以土块叠垒，想直接攀登。郝昭立即复筑内墙，以拙制笨，挫败了蜀军攻城计划。诸葛亮无计可施，命人再挖地道，企图偷袭进城。不料郝昭同样掘壕横截，诸葛亮的打算又成泡影。一个弹丸之城，昼夜攻打20多天竟不得手，蜀军精疲力竭，不得不狼狈后撤。诸葛亮号称足智多谋，除去这种拼消耗的办法难道别无良策?看来他确实“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如此呆板的统帅，怎能不打败仗? 有选贤任能之误，不善于使用人才 刘备偏安一隅，格外看重人才，除去他的两个桃园兄弟之外，尚有赵云、马超、魏延、法正、郭攸之、费礻韦、向宠、简雍、李严等，文武皆备，众星灿烂，曾经盛极一时。而到诸葛亮执政，在用人方面大大逊色于刘备，结果人才寥若晨星，青黄不接，怎么能打胜仗?在选贤任能方面，诸葛亮最明显的失误是不能宽容雄才隽士。对于有才能的人，诸葛亮使用起来十分谨慎。比如老将军赵云，身体尚可，连当个高级参谋都不准，使其抑郁老死。又如李严、廖光等人，俱有干才，而且身负重任，诸葛亮一味求全责备，反对有不同意见，偶有过失，就撤职查办，或置之“闲散”。再如彭，是庞统和法正联合向刘备推荐的能人，因其有些骄傲，不拘小节，诸葛亮便说他“心大志广，难可保安”，必欲除之而后快。结果可用之才越来越少，帐下缺乏独当一面的将军。诸葛亮分身无术，难怪要打败仗了。 再一点是他不善于用人之长。世上没有全才，军事将领也是这样。用将之道也要扬长避短，这样才能多打胜仗。而诸葛亮明知这个浅显道理，却难做到这点。 最典型的例子是就是对待马谡和魏延。刘备曾对诸葛亮有过专门交待：“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可是诸葛亮听了当耳旁风，“犹谓不然，以谡为参军，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引见《三国志·蜀志·马良传附谡传》)。以为马谡可当大任，让他守卫街亭，败得一塌糊涂。诸葛亮只好挥泪斩杀，承认有失先帝知人之明。实事求是地说，马谡也是杰出人才，他是战略家，而非领兵打仗的将领。诸葛亮南征，马谡提出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策略，获得了巨大成功。 又比如魏延，是刘备通过战场严酷考验，亲自提拔起来的将才，对于领兵打仗很有经验。刘备迁治成都，需要有位大将镇守汉川，众人以为必是张飞，张飞也以心自许。谁知刘备任命魏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众人无不吃惊。可见魏延在刘备心目中的位置。可是到了诸葛亮时期，“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诸葛亮自己短于奇略，放着有奇略的人不用，打了这么多败仗也就不奇怪了。 摆不正自己的位置，对部属放松批评教育 诸葛亮身为丞相，总理全国各方面政务，应办好丞相应该办的事情。但他事必躬亲，不分巨细，连公文校簿都要自己校对，对别人总是不信任。蒋琬、费礻韦都是他看重的人才，诸葛亮对他俩也不放心，从未让蒋、费负责一个区域或一支军队的全面工作。他本人也以为统一天下的工作舍我其谁，因而连续五次率军北伐，不辞劳瘁，万事包揽，部下积极性难以发挥，造成从上到下的迷信和普遍依赖心理，每个步骤都要依靠丞相的所谓“锦囊”妙计，而且不能提前打开，只能临时抱抱佛脚。像这样的军队，怎能有机动灵活性可言?怎能随机处置问题?这种教条主义者指挥的军队，怎能不打败仗呢? 诸葛亮向以赏罚严明著称，可是他也区别对象，并不是对谁都严格要求。像对刘备的铁哥们儿关羽，就格外迁就姑息，使他愈加骄傲自大，把谁也不放在眼里。马超归汉之后位列“五虎上将”，关羽很不服气，写信给诸葛亮，问马超“人才可谁类比?”对于这种不利于团结的言行，诸葛亮不仅不加批评教育，反而无原则奉承关羽，说马超“当与翼德(张飞)并驱争先，犹未及髯(关羽)之绝伦逸群也!”关羽得了这顶高帽，愈加目中无人，大意失了荆州，造成千古之恨。 还有，诸葛亮无视部属之间的矛盾，明知有碍工作也不管不问。最明显的要算魏延、杨仪这对搭档。他俩一文一武，才能都很出众，可是两人互不买账，闹得不可开交。对此，连东吴的孙权都看得很清楚，预言他俩相处日久必为祸乱。诸葛亮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既不加以调解，又不批评教育。在他死后，杨、魏二人终于火并，魏延被人冤杀，并夷灭三族，杨仪也遭流放。这种自相残杀，比打败仗还要可怕。 关于诸葛亮的败绩及其原因，在学术界引起了争议。有人认为尽管这些败绩是难以否定的历史事实，但要放到当时的客观环境下进行具体分析，诸葛亮是人不是神，要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力求作出比较公正的评价。 关于对局势把握的问题。《隆中对》是千古奇策，不论前期后期都没大的问题。三国初期的益州是大有用武之地，荆州是进军基地，两者地位如同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诸葛亮并未主观地颠倒轻重次序。对策中关于主力出秦川、偏师出宛洛的钳形攻势，是基于荆、益二州的实际情况作出的决策，但是刘备没有很好地落实这一战略方针，加之关羽发生的重大失误，导致《隆中对》后期难以实行。把诸葛亮的整个战略方针放到三国时期特有的战争环境中考察，是蜀汉统一天下所能采取的最佳方案，只是由于在具体环节(如失荆州、失街亭等)上出现了差失，才使整个形势发生逆转，但不能因此说成是战略方面的错误。同时，诸葛亮对于形势的把握和判断也无可指责。对形势判断错误并因感情用事导致惨重失败的是刘备(如东征之役)。诸葛亮屡屡北伐，是为了完成先主之托，且有成功希望，对形势的分析判断是有分寸的。 关于过于谨慎小心，不用奇谋妙计之失。诸葛亮确实事事小心谨慎，从本身原因来说是性格使然。从客观上说，蜀汉国小民少，兵员有限，经不起大的损失，诸葛亮不能不谨慎行事。他不用魏延提出的“子午谷奇谋”，是认为此计太“悬危”了。在此之前，曾发生过孟达掉以轻心而被司马懿所擒之事，使诸葛亮好不容易进行的策反工作付之东流。魏延提出的设想，“悬危”处是过低估计了对手，若是夏侯闭城拒战、以逸待劳，蜀军则必败无疑。诸葛亮明白自己的实力，清楚后勤保障情况，在没有绝对把握的情况下决不冒险。再说，“子午谷奇谋”效果究竟如何，没有经过实践检验，后人多是分析评论而已。不能以为可以侥幸成功，就埋怨诸葛亮过于谨慎小心，或指责他“奇谋为短”。相反，惜兵慎战，不打无把握之仗，正是诸葛亮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难能可贵之处。 关于选贤任能之误，不善于使用人才问题。诸葛亮执政时期同刘备在世时相比，确实是人才较少，英才尤其少，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不是诸葛亮选贤任能有误，也并非他不善于使用人才，主要是与他用人的指导思想有关。刘备去世之后，诸葛亮侍候的是懦弱无能的刘禅，一方面他自己以“相父”的身份小心辅佐，另一方面他怕有才能的人不忠于平庸的刘禅，必须防止在他百年之后有人篡权夺位。所以他在用人方面的主观倾向是宁用奴才，不用人才；多用文士，少用武将；重德有余，用才不足。像刘备的养子刘封，“有武艺，气力过人”，是个可以统揽全局的人物。因为他瞧不起刘禅，难免做点出格的事情。“诸葛亮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劝先主因此除之。”杀了刘封，刘备痛哭流涕，可是为刘禅除了一大祸患。诸葛亮的败仗虽然与人才不足有关，但也有另外好处，终刘禅之世，蜀汉没有出过篡逆之人。平庸无能的阿斗，却能安坐天下，这不能不说得益于诸葛亮的算计。只要稳住大局，打几个败仗又算什么? 还有人批评诸葛亮自以为高明，听不进不同意见，这也是站不住脚的。为了广泛听取部下意见和建议，诸葛亮特意设了“参署”机构。他说：参署的作用就是“集众思广忠益”，有了问题，要反复讨论，以求得正确的决策或结论，这就好比丢掉破草鞋而捡了珍宝，何乐而不为?成语“集思广益”就是从这里来的。同时，有了过失，诸葛亮也能主动承担责任。如街亭之失以后，在总结教训时他提出：“自今已后，诸有忠虑于国，但勤攻吾之阙。”希望大家经常指出他的缺点错误，以便吸收众人的忠虑良策。打败仗有多种原因，不能说诸葛亮听不得不同意见。 这些观点和看法有其一定道理，既不是为诸葛亮的败绩开脱，也指出了他存在的一些问题。评价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也和评价他别的方面一样，一定要实事求是，还其历史本来面目。摆一摆诸葛亮的这些败绩，并不损害他的智者形象，是把他由神变为正常的人。诸葛亮有这么多败绩，为什么难以察觉，反而认为他是用兵如神的常胜将军呢?这与罗贯中的那支生花妙笔很有关系。他在《三国演义》中写诸葛亮六出祁山，实写一次次具体战斗的胜利，详写无比高明的预见，细写调兵遣将的过程，活写对手的虚弱狼狈。而对于每次战争的结局，则是一笔带过。就是诸葛亮的失败，也写得令人钦佩。或演“空城计”，化险为夷；或增灶设疑，败中取胜；或突然撤退，神鬼莫测。这种有详有略、有虚有实的春秋笔法，掩盖了诸葛亮的一次次败绩，于是一个完美无缺的近乎神仙的诸葛亮就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了。 隋文帝为何实行一夫一妻制 中国古代的封建帝王不仅富有五湖四海，也占有很多美丽的女人。民间曾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的说法，帝王过的是一夫多妻制的生活。早在周朝时期，就有这方面的规定，《礼记·昏义》记载：“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照此规定，天子可以合法占有126个女人。秦始皇统一六国，改“天子”为“皇帝”，把嫔妃分成7个等级(即夫人、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又增加了1000多名宫女供其役使，大大突破了周代后宫编制。王莽篡汉立新，听说黄帝有120个妻妾才得以升天，他也急忙仿效，重新立了一个皇后，一次娶进119名美女。后来有些皇帝嫌这个数目太小家子气，大大扩充后宫人数。如三国时吴后主孙皓，后宫佳丽多至5000多人。晋武帝又胜过孙皓，使后宫编制升至万人。唐玄宗李隆基玩女人的气魄更大，所谓“三千宠爱在一身”是白居易先生为他打了埋伏，实际上唐明皇的后宫曾达到4万多人。总之，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想占多少女人就占多少女人。可是，凡事常有个例外，历史上也有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皇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规规矩矩只守着一个并不漂亮的老婆，眼看着周围如花似玉的美女而不敢染指。这个很本分的皇帝就是隋文帝杨坚，那个把杨坚管得很严格的女人名叫独孤伽罗，据说他俩是中国历史上很少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帝王夫妻。 隋文帝杨坚“妻管严”的问题，引起了许多人的猜测。一个居于九五之尊的皇帝，为何只有一个老婆?隋文帝“惧内”的原因又有哪些?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先认识一下这位怕老婆的皇帝。众所周知，隋文帝杨坚是继秦始皇、晋武帝之后第三个统一中国的皇帝。史书说他“性严重，有威容，外质木而内明敏，有大略。……上推以赤心，各展其用，不逾期月，克定三边，未及十年，平一四海。”从正史记载来看，至少能说明这么两点：一是隋文帝决非窝囊邋遢的男人，他很有个性，又很威严，只是外表不大善于言谈，显得有些木讷，但他内秀聪敏，决非愚笨之人。这从一个例子可以看得很清楚。当时的杨坚在北周任大将军，齐王宇文宪每见到他就觉得很可怕，便偷偷对周武帝说：“(杨)坚相貌非常，臣每见之，不觉自失。恐非人下，请早除之。”杨坚的相貌把宇文宪吓成这个样子，可见他多有男子汉气派。二是隋文帝有很强的事业心，很会用人，具有高超的领导才能，“不逾期月，克定三边，未及十年，平一四海。”他先是平定北方，继而扫梁灭陈，打遍天下无敌手，结束了南北长期分裂的局面，成为统一的隋朝开国之君。若是凡夫俗子，谁能做到这些? 隋文帝既有男子气派，又有非凡本领，还这样害怕老婆，是不是他患有性冷淡的毛病，或者生殖器官出了问题?据《隋书》记载，杨坚与独孤氏一口气生了5个儿子：老大杨勇、老二杨广，老三杨俊，老四杨秀，老五杨谅。此外还生了两个女儿：杨丽华和兰陵公主。看来杨坚的生殖器官没有什么问题。既然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隋文帝为什么会“惧内”呢? 立誓说 周孝闵帝宇文觉元年(557)，京城长安有一桩婚事格外引人注目。新郎是柱国将军、隋国公杨忠的长子杨坚，时年17岁，因受父亲福荫，已被拜为骠骑大将军，进而又被加封为大兴郡公，正是少年英俊，前程无限。新娘是大司马、河内公独孤信14岁的小女儿独孤伽罗，知书识理，蕙心兰质，是京城难寻的大家闺秀。这一对小夫妻可谓天造地设，门当户对，其婚事促成者还是杨坚的老泰山独孤信。据《隋书·后妃传》记载：“(独孤)信见高祖(杨坚)有奇表，故以后妻焉。”杨坚与独孤氏结婚以后，生活非常美满，独孤氏虽然年幼，因为受过良好的教育和家庭环境的熏陶，显得格外成熟老练，很受全家人的喜欢。史书评价这个时期的独孤氏“柔顺恭孝，不失妇道”，是个不显山不露水的温良女子。不久，很偶然的一件小事，使独孤氏显露出长远心计。 这天，杨坚回到家中正在休息，忽报一位名叫赵昭的官员求见。此人善于看相，据说还很灵验。这位不速之客的突然造访，是带着皇帝的秘密使命而来。原来，当年的周太祖宇文泰见了少年杨坚，惊异过他的相貌：“此儿风骨，不似代间人!”因为杨坚尚小，谁也没把他放在心上。周明帝宇文毓上台后，见杨坚位至骠骑大将军、大兴郡公，猛然想起太祖皇帝那句话，心中生出疑忌，便让赵昭特地给杨坚看相，如果真有帝王之相，就要想办法除掉他。赵昭一看杨坚面相，额头广阔，中央突兀，直贯中顶，这种“玉柱贯顶”之相，当为天下人主也。他左看右瞧，心中暗暗吃惊，当即决定投靠杨坚，为日后的富贵腾达铺好道路。便悄悄说了这次来意，并详细说了看相的结果。 杨坚听后，吓得忙掩赵昭之口。赵昭又好意嘱道：“公当为天下君，必大诛杀而后定。善记鄙言!”说罢走了。而赵昭对周明帝却诡说，杨坚的面相“不过作柱国(将军)耳!”，轻轻一句话，使杨坚避免了灭顶之灾。 独孤氏听说这事以后，异常高兴。夫君既有帝王之相，那么，自己日后就主后宫，生为女人，还有什么比当皇后更荣耀呢?她了解自己的夫君，也知道当朝皇帝的无能，认为杨坚一定可以取代北周而君临天下，这不过是迟早的事情。可是她又一想，夫君一旦做了皇帝，必然也是三宫六院，美女如云，而自己可能已是黄脸婆了，夫君还能对自己保持现在的恩爱吗?自己能够保持主宰后宫的地位吗?她左思右想，估摸不准，便郑重地向夫君说出了自己的担心。杨坚听了一笑了之，他认为妻子的话十分好笑，这皇帝是说能当就能当的?再说就是当了皇帝还顾得上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他认为这是庸人自扰，劝说妻子不必为此担心。 然而独孤氏是个颇有心计的女人，她可不是拿几句话能哄倒的，非要丈夫立个誓言不可。杨坚拗不过她，只好按照独孤氏的要求在自己的房内摆好香烛，夫妻双双跪地，向苍天郑重表白：“誓无异生之子!”。杨坚从此记下了自己的这个誓言，决不和其他任何一个女人再生孩子。对此，独孤氏当然比杨坚记得还牢，她时时处处监督着丈夫，不让他和别的女人来往。杨坚因为有誓言在先，即使贵为皇帝也不敢造次，认真过着一夫一妻制的生活。虽然后宫佳丽成群，他有淫心而无淫胆，只好老老实实服从独孤老妻的约束管理。 敬重说 独孤氏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又出身于高官家庭，尽管足不出户，却很关心朝政，熟悉时局，经常为丈夫出谋划策，而且言无不中，计无不成，使杨坚一次次化险为夷，不断取得新的胜利。比如，在对女儿的婚事上，独孤氏表现出了可贵的远见和果断。其女杨丽华长大之后，独孤氏一手操办了女儿的婚事，将其嫁给周武帝的儿子宇文为妻。对此，杨坚有满肚子意见。理由是这位太子生性顽劣，喜好女色，就算以后顺利继位，也非贤明之君。况且，女儿比女婿的年龄还大，极易遭到抛弃，责怪妻子所择非人。独孤氏对于丈夫的世俗之见毫不理会，她不冷不热地说：“宇文是当今太子，他再不成器，身上流的也是皇家血脉，只这一条就足够了。”独孤氏的选择有她的道理，姐姐为周明帝的皇后，已经领受了恩宠无比的味道，如果自己家里再出个皇后，那将是罕有其匹的荣耀。作为独孤氏而言，她需要的不仅仅是满足一下虚荣心，更需要为丈夫创造争夺天下的条件。事情果如独孤氏所料，周武帝不久死去，女婿宇文继承皇位，是为周宣帝，女儿杨丽华被封为皇后。杨坚也因此而跃升为上柱国、大司马，后又疾升为大前疑(位同丞相)。皇帝如果外出，则由他总揽所有政务。 杨坚成为国丈之后，不久飞来一场祸事。杨皇后因规劝皇帝而冒犯天颜，宇文竟逼皇后自尽，还要夷灭皇后全家!多亏内史、上大夫郑泽讲情，杨坚一家才转危为安。 这场风波使独孤氏寝食不宁，她认为只有让丈夫外放，才能实现长远大计。经过努力，大象二年(580)五月，杨坚被外放扬州任总管之职。刚要上路，内宫传出意外消息：皇帝饮酒中毒，已经两天昏迷不醒。独孤氏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力劝丈夫暂缓外出。她认为，万一皇帝驾崩，时局必然动荡，如果远离京城，后果不可设想。在她的布置筹划下，杨坚假装失足扭伤，不能行走，他和郑经联合起来，借宣帝昏迷之机，任命杨坚为辅政大臣。宣帝驾崩，扶7岁的皇太子宇文阐登位，杨坚独揽了朝政。这一来引起宇文氏诸王的强烈不满，赵王宇文招设下“鸿门宴”，想要谋杀杨坚。多亏护卫人员拼死相救，杨坚才幸免一死。独孤氏及时提醒丈夫借机起事，杨坚又想起当年赵昭那话：“必大诛杀而后定”，决定开始实现“为天下君”的目标，讨伐所有的反对者。他先命人告发赵王与相州(治所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总管尉迟迥企图叛乱，牵连坐罪，一口气杀了5个亲王及其家属，又杀掉6个反对他的大将。大定元年，也即开皇元年(581)，逼小皇帝让位，杨坚登基为帝，建立了隋朝，历史上称他为隋文帝，独孤伽罗也实现了当皇后的梦想。 隋文帝深知，自己能够执掌天下，与皇后的帮助和支持是分不开的，对于这位发妻于敬重中带有畏惧。凡遇军国大事，隋文帝经常征求皇后的意见。一时拿不准的事情，要回后宫同她商议之后再作决定。后来，独孤皇后干脆与隋文帝同乘一辆御辇上朝，至金殿前而止，然后目送皇帝进殿。如果听到杨坚处理政事有误，就让宦官随时前去匡谏改正。皇帝退朝时，帝、后二人一同乘辇回宫，朝臣们都很敬慕这一帝一后，尊称他们为“二圣”。面对这样一位“女圣”，隋文帝自然敬畏有加，不敢再拈花惹草了。 惧内说 独孤氏是历史上有名的妒妇。《隋书·后妃传》称她“性尤妒忌，后宫莫敢进御”。前面已经说过，她尚未大贵时，就要丈夫发誓不与其他女人生孩子。本来，情人间的这种誓言最狗屁不如，然而独孤氏对于这类事情却最最认真。她容不得任何女人与她争宠，一旦发现这种对手，就毫不留情加以制裁，甚至刀斧相加也不手软，杀害尉迟氏就很能说明问题。 开皇十九年(599)，隋文帝新建的仁寿宫落成，皇帝与皇后本欲一同前去巡宫，不巧独孤皇后身体不适，隋文帝只好带了几个亲信去仁寿宫视察。他见宫殿造得很好，心里十分高兴，不免多喝了几杯，遂选了一间宫室休息。一名宫女前来献茶，立刻打消了隋文帝的倦意。但见她蛮腰摆柳，仪态非凡，不禁一阵阵心旌摇荡。经询问方知是老对手尉迟迥的孙女，坐罪入宫已有4年。隋文帝看着这位楚楚动人的少女，一种报复的快意涌上心头，便急不可耐地拉她上床，匆匆做了**之事。这事被独孤氏知道后，雌威大发，她一面厉声斥责隋文帝的背誓行为，一面派人把尉迟氏偷偷杀了。并以此晓谕后宫，凡是想得到皇帝宠幸者，即以尉迟氏为例!众多后宫佳丽个个花容失色，害怕因此丢掉性命，便像躲避瘟神一样躲着皇帝。隋文帝见皇后妒意如此，又不敢因这种事在宫内发作，便怒气冲冲骑上一匹快马，出长安城北门，驰入山谷20多里。大臣高、杨素闻讯随后赶到，苦谏皇帝回宫，隋文帝仰天叹道：“吾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高赶忙劝说道：“陛下岂以一妇人而轻天下!”隋文帝当然能拈得出孰轻孰重，“驻马良久，中夜方始还宫”。 独孤皇后也许感到自己做得太过分了，待隋文帝回宫时摆上酒宴，流涕认错。高、杨素又在一旁极力说和，才化解了这场风波。可是高却因此而触了霉头，因为他说过皇后不过是一妇人，遭到独孤氏嫉恨，不断散布高的坏话，终于导致此公被黜(事据《隋书·后妃传》)。 独孤皇后不仅在自己的皇宫称霸，连其他人的小妾她也衔恨，发现谁的小妾怀孕，必定劝说隋文帝对其痛斥。像被废的皇太子就因为多了几个小老婆而吃了大亏，他的爱妾云氏也被独孤氏害死。诸王、大臣凡有小妾者，无不提心吊胆，生怕让这位皇后醋意大发，进而也使自己因此倒霉。当时的一些大臣以没有小老婆为荣，而且获准提升的机会很多。那些受小妾“连累”的大臣知道了这个诀窍，纷纷抛弃自己心爱的女人，装模作样地只爱结发妻子。可以想见，本来惧内已成习惯的隋文帝，面对这种环境和氛围，怎能不带头实行一夫一妻制呢? 独孤皇后可以管住皇帝，可以统驭后宫，甚至还能阻挡别人娶小老婆，可是她没有办法操纵自己的寿命。仁寿二年(602)八月甲子夜，独孤皇后在永安宫病逝。妒者短命，她只活了50岁，葬于太陵。 独孤皇后去世之后，可怜的隋文帝始得解放，能够随心所欲地与宣华夫人陈氏、荣华夫人蔡氏等女人亲近。谁知这一放纵，几个女人再也容不得皇帝有所空闲，你争我夺，恨不能把老头子掏干。隋文帝无缘享受这种艳福，很快染上疾病。他知道自己快不行了，这才明白纵欲实在不是什么好事，重又思念一夫一妻制的好处。临死前，对侍者说：“使皇后在，吾不及此。”(引见《隋书·高祖本传》)。仁寿四年(604)七月丁未日，隋文帝驾崩于仁寿宫大宝殿，终年64岁，与独孤皇后同葬太陵。奇怪的是这一对帝后“同坟而异穴”，大概隋文帝担心在另一个世界仍受独孤氏的严厉管束，所以采取这种葬法，看来死后他还是“惧内”。 对于隋文帝是否认真实行一夫一妻制也有人持不同意见，认为是夸大其辞，与事实并不相符。理由是，自开皇二年(582)，隋文帝就大致参考《周礼》决定了内宫之式，只是“省减其数”，不够详备，但是嫔妃3员、世妇9员、女御38员等人数还是有的。据《隋书·后妃传》记载：“初，文献皇后(独孤氏)功参历试，外预朝政，内擅宫闱，怀嫉妒之心，虚嫔妾之位，不设三妃，防其上逼。自嫔以下，置六十员。”从这段记载看，独孤氏确系一位内擅宫闱的妒妇，之所以“不设三妃”，是为了减少竞争对手，当然也防备皇帝与这几位身份较高的女人亲近。而嫔以下“六十员”，与独孤氏有较大距离，没有资格和实力同她较量，她无须防备和嫉妒这些女人。独孤氏出身高贵，姐姐和女儿都是皇后，她岂能不知后宫之礼?如果真要皇帝同她一人相好，还要那60个女人做什么呢?再说，她总不能把皇帝拴到身上，他要真和后宫的女人亲近，皇后能看得住吗?事实上隋文帝还宠爱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就是宣华夫人陈氏。据《隋书·后妃传》记载，她是陈宣帝陈顼的女儿，“性聪慧，姿貌无双。及陈灭，配掖庭，后选入宫为嫔。时独孤皇后性妒，后宫罕得进御，惟陈氏有宠”。可以说这位宣华夫人是独孤氏在世时可以与之争宠的女人，由此看来隋文帝实行的还不能算是真正的一夫一妻制。 历史上确实有真正的一夫一妻制帝王夫妻，如北朝时期西魏废帝元钦，他只守着一个名叫宇文云英的女人。元钦当太子时，她是妃子。元钦当皇帝，她进位至皇后。偌大宫殿空空荡荡，元钦始终没有册立其他妃嫔。不过，元钦只当了两年皇帝，似乎时间太短，而金朝宣宗皇帝完颜雍在位29年，却始终没有册立皇后，他心中的位置，只有未做皇帝时的发妻乌林答氏一人，至死他的中宫都一直空着。以上两例才是真正的一夫一妻制帝王夫妻，隋文帝尚无资格入此行列。 隋文帝为什么实行一夫一妻制?他实行的是不是真正的一夫一妻制?目前仍然存有争论。弄清这个问题，决非杨坚一家一户的小事，对于研究隋初宫廷制度、朝政建设、勋戚关系等都会有所帮助，期望能够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以解开这一不大不小的历史之谜。 唐太宗是否混血儿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贤君明主，他在位23年，政治清明，国家安定，人民安康，史称“贞观之治”，为后来唐王朝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位英主，自然会引起人们的关注，自古以来，研究唐太宗的人不知有多少，在他的血统问题上，发生了较大争议。 传统观点认为李世民为汉族血统，证据是新、旧《唐书》中李氏自言其为西凉王李后代的记载。按李为十六国时期西凉政权的建立者，世称凉武昭王，他出身于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北)李氏望族，是汉代将军李广的后裔。既然李世民为李广、李的后人，理所当然是汉族人。 但是正史中的记载并不一定可靠。早在唐代，就有人敢冒杀头的危险提出异议。据唐代僧人彦《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记载，高僧法琳曾直言驳斥李世民的出身，他说：“琳闻拓跋达，唐言李氏，陛下之李，斯即其苗，非柱下陇西之流也。”认为李氏实出鲜卑族拓跋达宗族，而不是陇西望族李氏之后，法琳的说法应比较可信。一则僧人不打诳语，不会无端提出这样重大的问题。二则没有确切证据，他是不敢拿自己生命开玩笑的。《宋书·柳元景传》、《新唐书·宗室世系表》对李氏一族另有相关记载。李渊祖父李虎有兄名“起头”，有弟名“乞豆”，李起头之子名“达摩”，这些名字显然带有异族色彩，并非为汉族人所常用。而李氏的先祖在北魏时，做过弘农太守，名叫李初古拔，四字姓名在汉族中除复姓外极其少见，由此不难推断，唐宗室李氏应出自胡族。 对新、旧唐书中记述的李氏家族渊源，经现代学者考证，存在疏漏。李渊自称出自陇西李氏望族，其祖父李虎因为这个原因被封为陇西郡公。而李渊四世祖李熙、曾祖李天锡却出自河北赵郡李氏。陇西李氏与赵郡李氏本来没有必然联系，北魏时，以赵郡李氏为望族，西魏时改封陇西李氏为望族。宗族郡望应是固定不变的，李氏家族却频繁更换郡望，可见，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汉族血统出身。随意更改郡望，无非是想要获得较高的政治地位，他们的这种行为彻底暴露了其胡族的真实身份。 传世的唐代画家阎立本《步辇图》，细致描绘了李世民的容貌。他身姿丰伟，神态安详，两颊和下巴的胡须卷曲着，与西域胡族男子有着近似的相貌特征。从生理学来看，这多少与其胡族血统有点关系。除此，李世民的性格、行为、擅长、嗜好等，也集中体现了其胡族出身。首先，他贵为一代明君，却在“玄武门之变”中残忍杀害亲兄弟，这与胡人的“嗜血成性”一脉相承。其次，他精于骑射，在戎马倥偬中度过了大半生生涯，显然是继承了塞外民族的优良传统。再次，他嗜爱骏马，生前有良驹万匹，死后也要在墓前设立“昭陵六骏”陪侍左右，一定程度上显露了游牧民族所共有的“恋马”情结。种种迹象都表明了李世民的胡族身份。 另外，还可以找到一些旁证来证明李世民出自胡族。据《旧唐书·李元婴传》载，李世民侄孙滕王李涉“状貌类胡而丰硕”，明显具有异族人的特征。又唐代刘饣束《隋唐嘉话》说，隋末王世充部将单雄信曾呼李世民之弟李元吉为“胡儿”，这不应是讽刺挖苦之语，而是揭了李世民家族的老底儿，令他特别恼火。最突出的例证是李氏家族中部分人的婚姻，显著地带有胡人婚俗遗风。如唐高宗李治在太宗死后，纳其父才人武则天为昭仪，讲号宸妃。唐明皇也不顾众人反对，公然纳其儿媳杨玉环为贵妃。这些行为，用汉族的礼仪来看有违伦理，不符合道德规范，但以胡人眼光观之，并无不妥之处。南宋理学家朱熹曾批评说：“唐源流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主事不以为异。”道明了此中缘由。还有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据学者考证也带有胡族的痕迹。陵前原有的14个“番西”雕像虽已不知去向，但他们应该与墓主有一定联系。昭陵的骏马石刻为中国历代帝陵所独有，它代表了一种特定的陪葬习俗，这种习俗只能来自于塞外民族。综上言之，这些旁证进一步证明了唐太宗的身上确实流淌着胡族人的血液，他的民族属性应该是胡族而不是汉族。 开创大唐基业的李世民，竟然是胡人血统，似乎令人不可思议，因此招致了一些人的反驳。他们认为，《步辇图》中李世民的肖像，尽管胡须有些卷曲，但这是画家的夸饰之笔，不一定是真实情形。以此来判定李世民为胡族血统，未免太武断。唐太宗弑兄夺位，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种残忍手段并非他所独创，早在春秋时期，就已有了杀父弑兄、夺占王位的丑行，而两汉、魏晋南北朝时为了抢夺皇位，父子相残、兄弟互戕之事也时有发生。这些人中，既有汉人，也有胡人，如果仅以夺位者所用手段的毒辣凶残来断定其族属，那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因此，也不能用“玄武门”之变中唐太宗的所作所为来认定他是少数民族后裔。 历代开国君主在未取得帝位之前，大都是能征善战的猛将，如东汉光武帝刘秀、晋武帝司马炎等。骑马作战是他们应具备的本领，唐太宗自然也不例外。李世民出身于豪门，其父兄皆能骑射，作为胸有大志的李家二公子，注重学习兵法，喜欢骑马射箭，所以，根据李世民擅长骑射而臆断他是胡人也是不足取的。爱马并非游牧民族的独特风俗，在汉族中也不乏其例，如项羽有马名“骓”，项羽视之如生命，即使在他兵败乌江时，也不忍心将其杀害，而将它送给了乌江亭长。汉武帝也酷爱名马，当李广利在攻灭大宛向其进奉“汗血”宝马时，他惊呼其为“天马”。可见，“昭陵六骏”陪葬石刻也不能充分证明唐太宗为塞外民族后裔。至于李世民后代的**行为，这在性关系比较自由的唐代算不上丑闻，而且也很少提到伦理的高度认识这点。往往倒是人的**战胜了伦理，李治、李隆基均为美色所迷惑，全然忘记了道德人伦，才做出令后人耻笑的荒唐事来，这与其胡族血统没有必然联系。由此可见，唐太宗李世民根本不是什么胡人后裔，他还是彻头彻尾的汉族人。 然而，结合魏晋南北朝时的史实，完全认定李世民是汉族人，似有不妥之处，因而有人提出了一种折衷的观点，认为他是汉族与胡族的混血儿。 其一，李世民先祖并非凉武昭王李之后，因而也就不是西汉“飞将军”李广的后人，他的真正祖籍应在今河北赵县。唐高祖李渊自称祖居陇西狄道是为了抬高自己的门第，以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自北魏孝文帝改革以来，其统治地区允许胡汉通婚，李氏又与鲜卑族杂居在一起，因此李世民身上应流淌着胡人的血液。还有人认为，北魏时期，太行山以东地区有五大望族王、李、崔、郑、卢，其中李姓为鲜卑族中一大姓氏，是汉化后取的汉姓。《旧唐书·高祖本纪》也有李渊祖父李虎在北魏时被赐姓大野氏的记载，由此推断李氏先祖应为鲜卑贵族大野部的姓氏。《旧唐书》故弄玄虚，画蛇添足，无意中漏了马脚。这么来看，李世民成了胡族血统，但根据北魏异族可以通婚的法令，他的身上又涌动着汉族人的血液。 其二，对于李渊的血统，学术界仍存在着三种观点：河北赵郡破落贵族、鲜卑族大野部和老子李耳后裔。目前尚没有足够证据说明他不是汉族。即使是汉族，李渊也不是纯种，他身上仍有胡人血统。其母独孤氏为鲜卑族，显然李渊是混血儿。他又娶妻窦氏，据窦氏言，其父窦毅托言是东汉窦章之后，汉末章子亡奔匈奴，被封为部落大人，实际上是匈奴人，最起码也是匈奴化的汉人。窦毅妻宇文氏系出匈奴，那么窦氏必然具有胡族血统，她与李渊生的儿子李世民当然是混血儿了。这不是虚妄之谈，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其三，唐太宗李世民的言行举止也表明了其作为混血儿的特征。他曾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毕依朕如父母。”(《资治通鉴》)。倘若他没有胡族血统，是绝不会说出如此英明果敢的话的。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金明馆丛稿》)。这也明确说明李世民是混血儿。 李世民究竟是不是混血儿，至此已有了较为清晰的眉目，他的身上确实流淌着胡汉两族的血液。出身不能由自己选择，这不能视为李世民的“短处”。应当看到，这与社会大环境有直接关系，是北朝至隋唐时期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促成了这一事实。或许是他深受胡族与汉族两种文明的影响，才形成了勇猛善战、做事果断、胸襟开阔、大度容人而又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的豪爽开放的性格，从而开创了国家鼎盛、各民族友好相处的贞观盛世。后人在评论李世民时，说的多是这位明君的丰功伟绩，看的是他对历史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而对于他身上带有什么血统，则不必过多计较。中华民族本来就是众多民族组成的大家庭，李世民无论是否为混血儿，都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一代英主。 武则天是否是淫妇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是封建时代杰出的女政治家。李唐王朝有290多年的历史，其中有近50年是由她支配的。 武则天本名照，称帝后自名为。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东)人。生于唐武德七年(624)，其父武士原是木材商人，后从李渊起兵，被封应国公。她因为“美容止”被选入宫。“则天”是她死后追加的尊号，全称是“则天顺圣皇后”，后人多以武则天称之。在她执政期内，形成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人才兴旺，边疆稳固，外交活跃，各族人民友好相处。可以说，她的统治时期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对唐代社会的进步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历史功绩，昭昭于世。但是，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武则天遭到的非议要比颂扬多得多，其中被攻击得最多的罪行是“荒淫”，武则天因而也成了历史上很有名的“淫妇”。多少年来，有人津津乐道于这个话题，甚至给她编造出一套套荒诞不经的故事。特别是《如意君传》、《浓情快意史》等色情小说的广泛流传，使武则天的“淫行”流布四海，尽人皆知，把她放到了一个非常难堪和无奈的位置。 后人对其这方面的指责并非凭空捏造，且看当时骆宾王的《讨武氏檄》： “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尝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密隐先帝之私，阴图后宫之嬖。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践元后于翟，陷吾君于聚”。 这是一段贬斥性极强的文字，举出了武则天的两大淫行：一是“洎乎晚节，秽乱春宫”；一是“陷吾君于聚”。这里需要说说其中的有关内容。 先说“洎乎晚节，秽乱春宫”。按照字面理解，“洎”是及或者到的意思；“晚节”，即后来的行为；春宫，即东宫，为太子的居所。这句话说明武则天曾和当时的太子李治乱搞，如果属实，这当然是“秽乱”的淫行了。对此，正史只字不载，稗官野史的传说倒有不少，恐怕这些靠不大住，只能从武则天同李治的关系中去推测了。 贞观十三年(639)，唐太宗颁诏：内职空缺，选良家有才行的女子充实。这次选美活动持续时间较长，贞观十五年，14岁的武氏入宫，被封为“才人”。其地位在后、妃、六仪、美人之下，是最低级的内官，负责掌管皇帝的宴寝。李世民给她起了个名字叫“武媚”，同“妩媚”谐音。古代又有一支乐曲名“舞媚娘”。这个名字不仅说明武氏长得漂亮，还含有她善于以美色来诱惑人的意思。所以骆宾王在那篇檄文中骂她“狐媚偏能惑主”，理由很是充分。 武则天比太子李治年长4岁，不但在男女风情方面经验丰富，在心智上也比李治开阔。李治以仁孝闻名，太宗皇帝晚年多病，他昼夜服侍在侧，无形中增加了和武媚娘接触的机会。武媚娘眼看唐太宗一天天逼近死亡，她不会不知道太子位置的重要，不会不知道为自己今后做些考虑。她在侍候皇帝的同时，也会恰如其分地照料一下太子，把一种近乎是母亲、又似乎是姐姐的温情送给李治。她知道太子的生母死得很早，十分需要女性的慰藉，这样很容易讨得太子的欢心，所以司马光说：“上(李治)为太子也，入侍太宗，，见才人武氏而悦之。”说明两人已经很有感情了。《情史·情秽类》则直接说：“高宗为太子时，入侍太宗疾，见武氏悦之，遂即东厢焉。”明确说是做了**之事。 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唐太宗病逝，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武媚和其他被太宗皇帝“御幸”过而未生育的女人，一起被送到感业寺为尼。唐太宗去世一周年这天，高宗去感业寺行香，见到当了一年尼姑的武媚，“武氏泣，上亦泣”，武媚娘的几滴眼泪，引动了唐高宗的旧情，遂让她重蓄乌发，入宫侍寝。其实高宗身边并不缺少女人，已有了王皇后和萧淑妃一大帮美女。他这么痛快收纳武媚，进宫不久就封其为昭仪，位居九嫔之首，以此推断，高宗与武媚很可能早已私通，甚至还有了某种“契约”。否则很难一见面就感泣落泪，也不会很快让她入宫侍寝。看来所谓“秽乱春宫”并非捕风捉影，而是实有其事，而且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 再说“践元后于翟，陷吾君于聚磨”。 这句话的意思是：武氏登上皇后之位，穿上饰有五色雉和长尾雉的礼服，使我的君主落入颠倒伦常的“淫罪”。句中的“”是母鹿，“聚”是说许多头公鹿共有一头母鹿。是指武媚以太宗妃妾而成为高宗的皇后，使高宗陷于禽兽之行。从表面看来，骆宾王说的这也是事实。武媚14岁入宫，以“才人”的身份侍奉太宗，时间长达9年。虽然“才人”的地位不高，但有妃妾名分，以这种名分再做高宗皇后，使父子两人先后占有一个女人，其行与禽兽无异，这就是“陷吾君于聚”了。 武媚能够由感业寺进入李治的后宫，并且进而成为皇后，谁该负主要责任，檄文的作者骆宾王应该十分清楚。可是他身为李唐王朝的臣子，并且以维护朝纲的忠臣面目出现，是不能指责皇帝这种禽兽行为的，只好说是“狐媚偏能惑主”，将此归咎于武媚的陷害。这种说法是否公平，明眼人一望即知。 武则天确实先后嫁给李世民、李治父子二人，但是，这就是淫荡的**行为吗?讨论任何历史问题，都不能脱离当时的背景。这种事情出现在唐代，尤其是初唐，是无可指责与贬损的。如果考虑其种族和文化、习俗、道德等方面的因素，这种现象是不难理解的。 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里谈到了这个问题，他一开始就引《朱子语类》说：“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 陈先生就此说道：“朱子之语颇为简略，其意未能详知。然即此简略之语句亦含有种族及文化二问题。”“若以女系母统言之，唐代创业及初期君主，如高祖之母为独孤氏，太宗之母为窦氏，即纥豆陵氏，高宗之母为长孙氏，皆是胡种，而非汉族。故李唐皇室之女系母统杂有胡血胤，世所共知，不待阐述。” 唐宗杂有胡族血胤，而且龙兴之地的并州也是汉胡杂居，这样，他们就不能不受胡族风俗文化的影响。而胡族风俗之一，是其王室父子可以共占一女。汉代王昭君的经历就是很明显的例证。她本是汉元帝的妃子，入宫后因不受宠幸而坐冷板凳。竟宁元年(前33)，匈奴呼韩邪单于至汉请求和亲，昭君自请远嫁匈奴。嫁过去后被称为“宁胡瘀氏”。据《汉书·匈奴传》载，王昭君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呼韩邪死，立雕陶莫皋为复株若革是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瞧瞧，王昭君不仅嫁给了单于父子两代，还分别给他俩生了孩子，可是历史上没有人骂王昭君为淫妇，因为这是胡俗的规定，她作为单于瘀氏(正室)，必须无条件遵守。相反，她如果“抗婚”不从，认为是**之行，就一定会受到上上下下的指责。这就是事实中的胡俗。深受胡俗影响的李唐王室出现了父子共有一个女人的事情，不值得大惊小怪。不仅李世民父子如此，其后的玄宗皇帝李隆基也公开把儿媳杨玉环占为己有，很少听到有人骂杨玉环为“淫妇”，也没人斥责她“陷吾君于聚”，为什么单单要武则天背上这种恶名呢? 从以上分析来看，骆宾王《讨武氏檄》指责武则天为“淫妇”的材料都不够过硬，因为人们都很清楚，这是政治斗争中的宣传需要，是借这种人所共知的材料，将武则天置于舆论、道义上的被告地位，是一种瓦解对方精神的心理战术，不免带有人身攻击的成分。所以，仅凭这两条材料而说武则天为“淫妇”，显然难以使人信服。 除此以外，在正史中记录武则天淫行的材料还能找到，比如在《旧唐书·薛怀义传》里，就把这种行为写得很明白。 薛怀义，京兆县(今西安市户县)人，本姓冯，名小宝，以做小生意为业。此人伟形神，有膂力，是出众的美男子。他在洛阳时，偶然被高祖皇帝女儿千金公主发现，便对武则天说：“小宝有非常材用，可以近侍。”武则天立即传命召见，一试果然非常满意。为了方便他出入禁中，命其剃度为僧。同时，提升他的门第，与女儿太平公主的丈夫薛绍合族，改姓为薛，名为怀义，要求女婿薛绍以父礼待之。“诸武朝贵，匍匐礼谒，人间呼为薛师”，一时恩宠无比。连他乘骑的马匹也由宫中供给，并派专门官员侍候。薛怀义既为僧人，总要有个头衔，遂要求当洛阳白马寺主持，武则天御批照准。不仅薛怀义为所欲为，其属下也恃宠狂蹶，无法无天。御史冯思勖上疏弹劾，薛怀义在半路将其拦截，差一点把他打死。武则天装聋作哑，公开袒护这个男宠。不久，又让薛怀义指挥数万人建造明堂，竣工后他因功被封威卫大将军、梁国公。 薛怀义受此恩宠，也要想办法回报。他除去满足武则天淫欲外，还为她改唐为周大造舆论。薛怀义与法明和尚等一起伪造《大云经》，胡说武则天是弥勒佛下生，做“阎浮提主”，唐室气数将尽，武氏应登基称周。他们还把伪造的《大云经》颁布天下，每寺一本，为武氏改朝广为宣传。后来薛怀义厌倦了宫中生活，在白马寺选了几千名身强力壮的和尚，刺血以画佛像。侍御史周矩疑其不轨，上疏弹劾薛怀义。武则天假模假样派人抓他，薛怀义“乘马蹋阶而下，便坦腹于床”，像在自己家里一样随便，结果这位侍御史不仅没有把他参倒，反使自己下狱免官，差点丢了老命。 再后来，御医沈南受到宠幸，薛怀义被冷落一旁，遂怀恨在心，一把火烧了明堂和天堂。武则天认为愧对怀义，不仅没有追究，反下诏命他再造一座明堂。薛怀义自此愈加骄倨，引起武则天厌恶。太平公主乳母张夫人设计将其缢杀，武则天终于丢掉了这个多行不义的男宠。 薛怀义由一个小生意人而平步青云，享尽了荣华富贵，连当时不可一世的武承嗣、武三思对其也礼让三分，让许多人馋得直流涎水。宫禁虽然森严，但挡不住春光外泄。武则天淫欲旺盛的传说很快不胫而走，许多人都想走这条又快活、又便捷、又稳当、又省事的升官之道。尚食奉御官柳谟公开向武则天推荐自己的儿子柳良宾，夸赞他皮肤洁白，须眉俊美，身躯伟岸，壮硕无比，武则天急不可待立即传命召见。大诗人宋之问自认为文才出众，又生得一表人材，也想走这条捷径，他写了艳诗加以试探。武则天说，小宋哪方面都不错，就是有口臭的毛病。宋之问臊得无地自容，从此口中常含鸡舌(香植物)除臭，但武则天还是看不上这种秀才。此外，还有不少人自我推荐，甚至要求现场表演，武则天坚持来者不拒的原则，从中择优召幸，弄得后宫秽闻迭出，形同淫荡的集市。 这种说法可能有些夸大，但从正史记载看，武则天晚年确曾宠幸过张易之、张昌宗同胞兄弟。《旧唐书》、《新唐书》都记载了这件事情。张氏兄弟出身于官僚家庭，父亲张希臧，官至雍州司户。易之以门荫累迁至尚乘奉御，当时他“年二十余，白皙美姿容，善音律歌词”，是多才多艺的美男子。通天二年(697)，太平公主推荐张昌宗入侍内宫。昌宗对武则天道：“臣兄易之器用过臣，兼工合炼。”武则天见了十分喜欢。“由是兄弟俱侍宫中，皆傅粉施朱，衣锦绣服，俱承辟阳之宠”。很快，张昌宗被授以云麾将军，易之为左卫少卿，连同父母也跟着荣光，父亲赠襄州刺史，母亲韦氏封太夫人。武氏子弟也跟着巴结张氏兄弟，承嗣、三思、懿宗等“候其门庭，争执鞭辔，呼易之为五郎，昌宗为六郎”，简直到了让人肉麻的地步。其后，武则天不断给张氏兄弟升官赐爵，哥哥是“奉宸令”，弟弟是“秘书监”，实际上他们的主要任务一是满足武则天的淫欲，二是天天陪她饮酒作乐。 武则天对此仍不称意，令选美少年继续充实后宫。这种欲壑难填的要求，引起了大臣朱敬则的不满，他上疏劝谏道： “臣闻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嗜欲之情，愚智皆同，贤者能节之不使过度，则前圣格言也。陛下内宠，已有薛怀义、张易之、昌宗，固应足矣。臣闻上舍奉御(官名)柳谟，自言子良宾，洁白美须眉；左监门卫长史(官名)侯祥云，阳道壮伟，过于薛怀义。无礼无仪，溢于朝听，臣愚职谏诤，不敢不奏!” 像这样亵渎的奏疏，在正史中十分罕见。从奏疏内容看，武则天的嗜欲之情，已经到了难以节制的程度。多亏她有些度量，没有当场翻脸，只是自我解脱说：“非卿直言，朕不知此。”居然还赏了姓朱的彩绸百段。 这样一来，张氏兄弟的丑闻就盖不住了，武则天只好找件好事情掩盖。遂下诏编撰《三教珠英》，把一流文人李峤、张说、宋之问、崔氵是等26人找来帮助工作，让不懂文字的张昌宗当主编，成书1300卷，又分别给张氏兄弟升了官。因为武则天年事已高，政事皆委于张氏兄弟，他们乘机收受贿赂，弄得人人侧目。神龙元年(705)武则天病重，正月二十日，大臣崔玄日韦、张柬之迎立太子李显，是为唐中宗。当天在迎仙院斩杀了张易之、张昌宗，并把他们的脑袋悬挂在天津桥南，落了个身首异外的凄惨下场。 这些都是武则天为“淫妇”的事实，载之于正史，言之凿凿，焉能不信? 然而，也有人认为，即便是正史，也会言过其实，所列武则天的“淫行”让人难以相信。为了说清这点，请看下列事实： 唐高宗李治于永淳二年(683)十二月去世，这年武则天59岁。从史书记载看，薛怀义在垂拱元年(685)被武则天所幸，这年她61岁。这种岁数的老太太是否还有旺盛的**，很值得怀疑。通天二年张氏兄弟进宫，武则天时年73岁。朱敬则上那道劝止美少年入宫奏疏时，她已78岁。七八十岁的老妪能否做出“淫秽”之事，以生理学的知识判断，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因而断定正史中的这些记载多系夸大其辞，甚至有污损成分，不可尽信。 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正史所载不谬，不能轻易怀疑和否定武则天的这些“淫行”。武氏贵为皇后，锦衣美食，养尊处优，生活条件十分优越，加上她又注重保养，遇疾必去，不能拿一般人的生理标准去衡量武则天。再说，她自小生性好强，精力充沛，60多岁乃至70多岁仍然保持着旺盛的活力。《资治通鉴》中透露了武则天的身体状况，看来她确实异于常人： “太后春秋虽高，善自涂泽，虽左右不觉其衰。丙戌，敕以齿落更生，……赦天下，改元。”这一年武则天68岁； 圣历二年(699)正月，“太后生重眉，成八字，百官皆贺”。 这一年武则天75岁； 久视元年(700)五月，“太后使洪州僧胡超合长生药，三年而成，所费巨万。太后服之，疾小瘳”。 这一年武则天76岁。 从以上记载看，武则天尽管年事已高，但她“善自涂泽”，又祈求什么“长生药”，“所费巨万”也在所不惜，所以牙齿新生，眉毛再长，“虽左右不觉其衰”，她的身体状况是很不错的。虽是老妪，仍有正常的**，所以不断引进男宠，直到大臣谏止，她也不觉得是什么问题。因此，说武则天为“淫妇”并非言过其实。 对此，陈寅恪先生另有一种解释。他认为武则天既然做了皇帝，就该有做皇帝的排场制度，男皇帝可以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还有成千上万的宫女随时供他宠幸，女皇帝为什么不可以有几个男人侍奉?对武则天来说，也许她正是需要拥有几个男宠，方显做女主的威严，这有什么可指责的呢? 陈先生的这种看法确有道理，看看历史上那么多的男性皇帝嫔妃成群，难道都把他们视为“淫棍”?如果从男女平等的这个角度看，南朝宋废帝的姐姐山阳公主自有见识。她对宋废帝说：“妾与陛下，虽男女有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后宫数百，而妾惟驸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宋废帝为了“均平”，立即给姐姐引荐30个男人。南朝齐废帝萧昭业，给其母文安皇后也找了30个男宠。齐废帝何皇后认为守着一个男人没意思，自己找了20多名无赖子弟，轮流与之同宿，尚觉得不够新鲜武则天与这些前辈比较起来，岂不是小巫见大巫? 武则天究竟算不算“淫妇”?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不管怎样，都无法否认她是一位杰出的女性。她成功地驾驭了一个属于异姓的国家，还同样驾驭了惯常由男人们抒写的历史。武则天靠什么取得这种巨大的成功?男人们很容易想到了性，认为她是靠了色的妖冶和性的放荡，才一步步走向权力顶峰。对此，有些男人无法容忍，便千方百计贬损她，说其为“淫妇”，成为越说越起劲的一大理由。另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武则天确实宠爱过异性，这是她的自由和权利，何况是至高无上的皇权给她提供了通行无阻的保证。值得称道的是，武则天没有像有些男性皇帝那样，因为宠爱女性而弄得丢了江山，相反，她却把国家治理得很好。可是，她为何遭到比历史上最淫荡的男性皇帝还要多的秽骂?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她是个女人。什么时候女人能够真正与男人平等，有关武则天是否为“淫妇”的讨论也就自然统一了认识。 安禄山迷惑唐明皇和杨贵妃 安禄山是唐代“安史之乱”的祸首，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他以讨伐宰相杨国忠为名，与史思明在范阳(今北京市城区西南)起兵叛乱。他指挥15万(号称20万)大军，很快攻下东都洛阳。次年正月，自立为雄武皇帝，国号燕，改元圣武，遣军攻破潼关。六月兵锋指向长安，唐玄宗携宠妃杨玉环等千余人仓皇西逃，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县西)发生兵变，杨氏兄弟姐妹被诛。七月，玄宗皇帝让位于太子李豫，半壁江山陷于战乱之中，直到唐代宗宝应二年(763)年底，动乱悉平，国家损失惨重。唐玄宗和杨玉环做梦也没想到，发动这场叛乱的头子竟会是他的宠臣和她的养儿安禄山。 这场几乎断送了李唐王朝的动乱早在酝酿之中，安禄山为了谋反成功精心筹划了10年。其间他多次来往于朝廷，唐玄宗竟然没有察觉，杨玉环更是一无所知。安禄山本是个粗人，目不识丁，他究竟用什么手段迷惑了被称为“中兴之主”的唐玄宗?又如何迷惑了大美人杨贵妃? 这里，有必要近距离观察一下安禄山其人。 安禄山，周长安三年(703)生于营州(今辽宁朝阳市)。其父是康姓胡人；母亲阿史德氏是突厥族巫婆。据说他的母亲多年不生育，便去祈祷扎荦山(突厥人尊该山为战斗之神)，感应而孕，正月初一生了儿子，取名为“扎荦山”。安禄山的父亲早死，母亲改嫁突厥将军安波注的哥哥安延偃。开元初年，其部族败散，他与安思顺、安文贞一起逃离突厥，并与安思顺等人约为兄弟，从此冒姓安氏，名禄山。安禄山长大后性情残忍，狡诈多智，懂得六蕃语言，初任诸市牙郎一职。 安禄山有偷偷摸摸的习惯，开元二十年(732)因为盗羊被范阳节度使张守抓获，要用棍子打死他。安禄山大喊：“大夫不欲灭两蕃耶?何为打杀禄山!”守硅见他出语不凡，且生得肥白，于是当场将其释放，让他与同乡史思明俱为捉生将，留在军前驱使，并收他为养子。安禄山骁勇过人，又谙熟山川地形，故能以少胜多，很快以功擢升为偏将。其后，更是“所向披靡”，军功日多，升为员外左骑卫将军，充衙前讨击使。开元二十四年(736)，安禄山升平卢将军，这年，他在讨伐契丹时失利，张守以其违反军令奏请将其斩首，宰相张九龄批示同意。在这之前，安禄山曾进朝言事，行为不轨，引起了张九龄的注意。他曾对侍中裴光庭说：“乱幽州者，必此胡也!”这次安禄山打了败仗，正好借机剪除，谁知唐玄宗并不同意，他说：“你怎么能像晋朝王夷甫看石勒那样，随意断定安禄山难制呢?”终未准奏。看来唐玄宗早就对安禄山有了一定认识，否则不会为他保命。 开元二十八年(730)，御史中丞张利贞为河北采访使，安禄山认为这是结交朝中大臣的天赐良机，遂“百计谀媚，多出金谐结左右为私恩”。张利贞及手下人得了好处，一致盛赞安禄山聪明能干，他也因此被授为营州都督、平卢军使、顺化州刺史。安禄山尝到这个甜头后，对过住的朝廷使者一律暗中贿赂，这些人遂众口一词为其评功摆好，唐玄宗更加认定安禄山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天宝元年(742)，授其为平卢节度使，兼柳城太守，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成为一路诸侯，在唐玄宗心目中有了重要位置。 天宝二年正月，安禄山入朝汇报工作，很称玄宗心意，加封他为“骠骑大将军”，倍加宠待，谒见无时，已经超出了正常的君臣关系。安禄山为了进一步固宠，千方百计迷惑唐玄宗和杨贵妃，取得了他们的高度信任。 编造吉祥谎言，讨得皇帝欢心 安禄山通过频繁接触玄宗，知道他迷信思想严重，便不断编造一些带有吉兆的谎话，借以表白自己的忠心。比如一次他当面对唐玄宗说：去年(天宝元年)七月，营州境内发现了很多害虫，蚕食禾苗，威胁收成，我便焚香祝天，虔诚说道，“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愿使虫食臣心；若不负神祗，愿使虫散”。语罢，就有一大群鸟从北方飞来，食虫立尽，这件事臣觉得上天有灵，请史官记下。唐玄宗听了这种胡说八道居然信以为真。还有一次更是荒诞无稽。安禄山为以边功邀宠，主动挑起与北方奚和契丹的战争，奚与契丹则杀掉和亲的唐朝公主作为报复。安禄山有些害怕，多亏进击契丹获胜，遂上奏玄宗说，梦见早已去世的镇边大将李靖、李责力，他们向我求饭吃，于是在北郡建祠堂，灵芝又生于祠堂之梁。唐玄宗认为这是好的兆头，竟然连他的梦话也相信了。 此外，安禄山还利用一切机会向玄宗帝献媚，以示对他忠心耿耿。一次众臣奏事，安禄山本来无事可说，灵机一动，临时说了这样几句：“臣生蕃戎，宠荣过甚，无异材可用，愿以身为陛下死。”玄宗以为他这是真心话，也劝慰了几句。安禄山面见太子，立而不拜，左右劝他下跪，他仍拱立说：“臣胡人，不习朝仪，不知太子者何官?”当随从们告诉他太子是日后的皇帝时，安禄山狡黠地说：“臣愚，向者惟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储君。”一句话就把唐玄宗说得飘飘然，竟然信以为真。还有一次是在君臣观看舞蹈时，唐玄宗见安禄山肚皮很大，便戏谑着说：“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尔!”安禄山立即对答：“更无余物，正有赤心耳!”这句话使唐玄宗浑身通泰，乐不可支，以为安禄山真是一位少见的大忠臣。 不断向朝廷进贡，迎合皇帝嗜欲 安禄山通过对唐玄宗的观察，得知他喜欢臣下贡纳，有礼来者不拒。比如杨贵妃生日，剑南专使送来上好锦绸，“投之以桃，报之以李”，那人不久就升了官职。又如，为了迎合玄宗皇帝音乐嗜好，解决制作乐器的原料，蓝田玉、和田玉、范阳玉络绎不绝于长安道，凡送这些东西的人都不同程度得了好处。安禄山深得行贿精髓，岂有不送之理?他知道玄宗皇帝喜好道教，先在这方面投其所好，于是专门进献山石功德和幡花香炉等礼物。唐玄宗十分高兴，命人将其放置在大同殿，每天早晚两次派人拜谒。安禄山又及时进献玉石天尊神像，并请求放在道场为皇帝保佑。唐玄宗爱不释手，把它放在内暖殿，有空就顶礼膜拜，对此格外喜欢。 唐玄宗修华清池，安禄山预先做了精心布置，华清池刚一竣工，他就千里迢迢送来美玉雕成的莲叶、荷花、鱼、雁、鸭等安放池中。这些玉雕选材精细，工艺高超，放在池中真假难辨，杨贵妃乐得合不拢嘴。安禄山趁热打铁，又送来上百支玉箫，一次性改善了梨园的乐器装备，唐玄宗和杨贵妃都夸奖安禄山会办事。 安禄山的根据地在北疆，他向朝廷进献的主要东西就是牛羊、骆驼等土特产，动辄十数万计，甚至百万计，另有俘获的人口等，“每月进奉生口驼马鹰犬不绝”，几乎成为一种制度。此外贵禽奇兽、珍宝异物有了就送。因为路途遥远需要很多郡县中转，弄得鸡犬不宁，民不聊生。最有排场的是天宝十一年(752)十一月十七日的进贡。这天，安禄山派他的儿子、时任范阳节度副使的安庆绪向玄宗进献3000名俊男靓女和大量财物。按照安禄山的吩咐，所有被俘的女人穿上漂亮的锦缎服装，戴上假胡须供人参观，而大量的金、银、锦、、驼、奚车等物品布满了宫阙下面的空地。唐玄宗看了觉得十分开心，当即给安庆绪提升了官职，并设宴招待随从将士。宰相杨国忠、韦见素等人多次在玄宗面前提醒安禄山要反，但唐玄宗怎么也不相信。直到天宝十四年(755)五月，安禄山要求朝廷用蕃人将领32人代替汉人将领，玄宗皇帝这才感到事态严重。遂暗派宦官辅琳到安禄山的大本营察访，安禄山大肆向辅谬琳行贿，辅回朝后极言其忠，又一次迷惑了玄宗皇帝。直到当年十一月九日安禄山起兵反叛，玄宗才如梦方醒，可是已经晚了。 屈尊以“养儿”身份取得杨贵妃宠信 安禄山深知，杨贵妃宠冠六宫，博得她的欢心，也就获得了玄宗皇帝的宠信，于是极力讨好和巴结杨贵妃就成了安禄山重要的外交方针。关于他与杨贵妃之间的关系，正史中说是“颇有丑声闻于外，上(玄宗)亦不疑也”。历史上确有许多这类传说，有的秽不可闻。在唐代野史《安禄山事迹》中，就有杨贵妃与安禄山暧昧关系的记载。由于二人经常见面，“禄山心动”，“及动兵，闻马嵬之变，不觉数叹”。在古代戏曲中也有这方面描写。元杂剧《唐明皇秋夜梧桐雨》中，杨贵妃就露骨地对安禄山说：“妾心中怀想，不能再见，好是烦恼人也。”安禄山同样露骨地说：“抢了贵妃，夺了唐朝天下，才是我平生愿足。”元代另一杂剧《天宝遗事》则具体反映了二人私通的丑闻。正史、野史和文艺作品中都说到了安禄山与杨贵妃的这些秽事，其中免不了虚构渲染或艺术加工，但不能否认安禄山与杨贵妃确属不一般关系。 据《新唐书·安禄山传》载：当安禄山知道杨贵妃的重要地位后，“禄山请为(贵)妃养儿，帝许之”。其后每次奏对入见，就先拜杨贵妃，玄宗不免奇怪，安禄山回答说：“蕃人先母后父。”玄宗听了十分高兴，诏命安禄山与贵妃的哥哥杨钅舌和杨氏三夫人结拜为兄弟姐妹。玄宗还特意在勤政楼自己座位东边给安禄山设了一个大大的金鸡帐，让他坐在那里，像一家人的样子。连太子都认为对安禄山娇惯过分，担心发生不测。大诗人白居易写了“金鸡障下养为儿”的诗句，讥讽的就是这件事情。本来“养儿”在唐代是种很流行的风俗，可安禄山比杨贵妃年长18岁，却甘心给她当养儿，这就成了一件稀罕事。 这种畸形的母子关系不合人伦常理，难免会做出荒唐之事。天宝十年(751)正月初一，适逢安禄山生日，这天，唐玄宗和杨贵妃都给这个养儿丰厚的赏赐，甚至连盛山珍海味的器皿也一并赐与。这样似乎仍不尽兴，过了三天，又召安禄山进宫，杨贵妃用锦锻做成特大的襁褓把安禄山裹住，让宦官和宫女们用彩轿抬起，欢笑声撼天动地。唐玄宗惊问后宫搞什么名堂，左右报告说：“是贵妃娘娘为养儿安禄山举行三日洗身礼。”玄宗放下公务，立即到后宫观看，大家都乐成一团。玄宗赐给贵妃许多“洗儿”金银钱，同时又重重赏赐了安禄山。“自是禄山出入宫掖不禁，或与贵妃对食，或通宵不出”，传出了不少丑闻。 安禄山雄伟肥壮，肚皮垂过膝盖，他乘坐的马匹能负5石(约合600斤)的重量才行，否则马会累得趴下。唐贵妃格外喜欢这样肥重的男人，她与安禄山不仅在宫内乱搞，在京城外的华清池也有**行为，而且从中还有发明创造。一次，安禄山把杨贵妃抱在怀里，在其胸部肆意揉捏，一时兴起，竟把贵妃的酥胸抓出了累累伤痕，弄得无法向玄宗皇帝交代，只好以红锦缎遮在胸前，美其名曰“诃子”，又叫“肚兜”，发明了最初的“乳罩”。成语“禄山之爪”也由此而生。安禄山曾得意洋洋地对人说：“贵妃人乳，滑腻如塞上酥!”如果他们之间没有淫行，安禄山怎能讲出这种混账话呢? 还有一种说法，安禄山能得到杨贵妃喜爱，其媒介是二人共同喜爱的舞蹈。众所周知，杨贵妃“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智算过人”，是个多才多艺的美女。她跳的霓裳羽衣舞婆娑多姿，柔美动人，是宫廷中有名的舞蹈家。她的侍女张云容的舞蹈也很有名，杨贵妃曾写下“罗袖动香香不已，红蕖袅袅秋烟里”的诗句予以赞扬。正是这个张云容向贵妃娘娘推荐了安禄山，因为这个胡人将领也有非同一般的舞技。《旧唐书·安禄山传》记载：“(禄山)至玄宗前作《胡旋舞》，疾如风焉。”白居易《胡旋女》诗也写道：“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杜牧的《过华清宫绝句》也说：“……云中乱拍禄山舞，风过重峦下笑声。”从这些描述看来，安禄山不仅会跳舞，而且舞技还相当不错，以他那么肥胖的身材能跳“疾如风”的胡旋舞，可见有一定的舞蹈功力。凑巧的是，杨贵妃也很喜欢跳胡旋舞，但是没有一个合适的舞伴来助兴，常使她有孤掌难鸣的凄凉感。在一次宫廷宴会上，安禄山多喝了几杯，借着酒劲跳起了胡旋舞，袒裼裸裎，声震屋瓦，惊动了后宫的杨贵妃。她让张云容到场一看，发现了这个舞林高手，杨贵妃由此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舞伴，二人常在一起切磋舞艺，慢慢产生了感情。为了方便来往，且能掩人之口，安禄山自愿为贵妃养儿，其后又不断给这个年轻妈妈送礼，一次送过价值万缗的宝物特产，仅大如雀卵的宝珠就有10多颗，杨贵妃照收不误。安禄山要她多在玄宗身旁吹“枕头风”，这一招儿果然管用，从此他在皇帝心目中的分量越来越重，不仅一个劲地给他升官加衔，天宝七年(748)六月，还赐其免死铁券；九年五月，封安禄山为东平郡王。在此之前，唐朝将帅没有封王的做法，安禄山首开这一先例。 以上说的安禄山迷惑唐玄宗与杨贵妃的这几个途径都很重要，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安禄山的这些做法并不多么高明，而且杨国忠等人不断在玄宗面前提醒，要防止安禄山谋反，为何玄宗、杨贵妃总也听不进去，直到他反叛的消息传来，仍然不肯相信呢?有人认为，这与唐代重视功臣、重臣的国策大有关系。不能否认，安禄山除去撒谎、行贿、走夫人路线这几个手段颇能迷惑人外，他的一系列战功不得不让朝廷重视。他多次主动出击契丹，俘获对方元帅，还以莨菪酒引诱契丹人和奚族人，醉而坑之，每次都有好多人稀里糊涂地送命，并几次割了酋长的头颅邀功。天宝九年(750)十月，一次献俘8000名，长期保持边界安宁，使唐玄宗认为安禄山立了大功。在封其为东平郡王时，玄宗于皇帝制书上说：“寄予重任的人，地位要显赫；功勋卓著的人，礼仪要厚重，这是先皇钦定的古训，也是国家的旧章。……安禄山性合《六韬》、《玉钤》，气质禀赋威武超群，战必胜，攻必克，从而使风尘攸静，边境安宁，朝廷拿不出特殊的恩典，又怎能表彰这种伟大的业绩呢?”甚至还认为，“安禄山在疆场上阻遏敌人，已经超过卫青、霍去病的功劳；开辟国家领土，应达到韩信、彭越的爵位”。年老昏庸的唐玄宗和不问政事的杨贵妃完全被狡诈多端的安禄山蒙住了双眼，认为他是对社稷立有大功之臣，应照国家的旧章重用厚赏，以为这样就能满足安禄山的**，根本没有想到他要抢夺唐朝江山，结果弄得唐玄宗落荒而逃，杨贵妃死无葬身之地。 还有的人认为，安禄山之所以能迷惑住唐玄宗与杨贵妃，与奸相李林甫有着直接关系。这个口蜜腹剑的家伙早就同安禄山有来往，知道这个异族将领可以利用，于是多次在玄宗面前为安禄山美言，很快使其受宠。唐玄宗登基后，任用的宰相如郭元振、薛翊、张嘉贞、张说、杜暹、萧嵩、李适之等，大部分是从儒将提拔上来的。李林甫上台后，为了稳固自己的相位，奏请皇帝任用胡人为将，因为这些胡人将领大都没有文化，没文化就不能当宰相，不管怎样重用安禄山，也不会形成对自己的威胁，所以要千方百计把这个胡人将领扶植起来。唐玄宗没有识破李林甫的背后用心，很爽快地接受了他的建议，首用安禄山为镇边大将，很快使他成为胡人的首脑，终于导致“安史之乱”。所以史书认为：“故帝宠禄山益牢，群议不能轧，卒乱天下，(李)林甫启之也。” 安禄山如何能迷惑唐玄宗与杨贵妃，应该说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主客观方面的因素都有，其中主观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但是，如果没有张利贞、李林甫、辅琳这些人对其一味颂扬和支持，安禄山也很难彻底迷惑住唐玄宗与杨贵妃。回看这段动荡的历史，其中有许多惨痛教训，至今仍有借鉴和参考价值。 为“儿皇帝”石敬瑭翻案 石敬瑭，山西太原人，沙陀族。为人沉厚寡言，富于谋略，任河东节度使。后唐闵帝继位后，加中书令，镇守太原。应顺元年(934)二月，潞王李从珂反叛称帝，改元清泰。他怀疑石敬瑭会起来造反，想找个理由将其除掉。石敬瑭识破了李从珂的阴谋，决定给予反击。但他自知势单力薄，不足以与之抗衡，遂求救于契丹，条件是认契丹国王耶律德光为父亲，自己当儿皇帝，割北方幽云十六州给契丹。耶律德光真是求之不得，及时派兵援助，石敬瑭击退后唐军队，又攻陷洛阳，灭后唐建立后晋，自立为皇帝，后迁都于开封。执政期间，对契丹称臣、称“儿皇帝”，岁贡金帛财物，极尽阿谀谄媚之能事，朝野皆以为耻辱。公元942年，石敬瑭在保昌殿病死，终年51岁，葬显陵(在今河南洛阳)，世称后晋高祖。 石敬瑭之所以如此出名，不仅仅在于他向契丹割让大片领土，更在于他厚着脸皮称比自己小10岁的契丹国主为“父皇帝”，而自己甘愿做“儿皇帝”。这种奴颜婢膝的恶劣行径受到人们的广泛唾弃。北宋薛居正《旧五代史》评论曰：“图事之初，强邻来援，契丹自兹而孔炽，黔黎由是以罹殃。”对石敬瑭引契丹人进军中原，使百姓遭受祸殃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今人对他的评价更是尖锐直白，如著名史学家范文澜说：“石敬瑭拜契丹主当父亲，并且出卖广大土地，另加岁贡帛三十万匹，换取一个儿皇帝的称号，在五代皇帝中，他是最大恶已极的可耻人物。”在他看来，石敬瑭不仅自己蒙受耻辱，甘当契丹人的“儿皇帝”，而且还将北方的广大地区拱手送人，同时还要每年向契丹进贡财物，使汉族人民饱受异族压迫与剥削。他罪恶昭著，是五代中最卑鄙最无耻的皇帝。然而，一些人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石敬瑭当儿皇帝是有一定原因的，如果仅用无耻与媚外求荣来评价他，是不客观也是不公正的。为真正搞清石敬瑭称儿皇帝的缘由，有必要回顾一下他的称帝历史。 据宋欧阳修《新五代史·晋本纪》载，石敬瑭的父亲名臬捩鸡，是沙陀族军官。唐朝末年，戍卒庞勋率军起义，很快占领山东南部、江苏和安徽北部地区。唐朝调集沙陀兵围剿，平定了叛乱。沙陀部首领朱邪赤心因功升为单于大都护、振武军节度使，赐姓名为李国昌。臬捩鸡就是这个时候跟随李国昌入主中原的。后来，李国昌之子李克用参加讨伐黄巢起义的战役，攻破长安，被任命为河东节度使，不久又被封为晋王。臬捩鸡因善于骑射，威猛勇敢，立有赫赫战功，被李克用任为州(今河北永年县)刺史。臬捩鸡生子石敬瑭，至于为什么姓石氏，欧阳修百般考证，也“不知其得姓之始也”。 公元923年，李克用长子李存勖进攻后梁，占据洛阳后称帝，建立后唐，史称后唐庄宗。因他重用宦官伶人，导致兵变，中流矢而亡。其养子李嗣源即位，是为后唐明宗。石敬瑭为人稳重，颇得明宗赏识，并将女儿永宁公主嫁其为妻，由是常隶明宗帐下，号左射军。石敬瑭不负明宗厚望，常救其于危难之中。据《旧五代史·晋书》载，天十九年(922)，后唐军队与后梁军战于胡卢套，“唐军稍却，帝(石敬瑭)睹其敌锐，拔剑辟道，肩护明宗而退，敌人望之，无敢袭者。”二十年(923)十月，石敬瑭与明宗前往梁人杨村寨侦察军情，“俄而敌出不意，以兵掩明宗，刃将及背，帝(石敬瑭)挟战戟而进，一击而凶酋落马者数辈，明宗遂解其难。”同光四年(926)二月，赵在礼在邺城叛乱，当时尚未称帝的唐明宗前去讨伐，石敬瑭随行。行至魏县(今河北大名县西北)，军队中出现骚乱，要求明宗在河北称帝。明宗假装同意，打算遣人去京城“自诉”于天子。诸军恐怕事情不果，纷纷逃散。明宗手下的军队，只剩下常山一军。在这紧要关头，石敬瑭密告明宗说：“犹豫者兵家大忌，必若求诉，宜决其行。某愿率三百骑先趋汴水，以探虎口，如遂其志，请大军速进。”明宗同意了敬瑭的请求，拨给他骁骑三百。石敬瑭率众由黎阳渡河，自汴州西门而入，占据了全城，明宗顺利进入汴州。庄宗闻变，亲自率军赴汴征讨。当其来到汴州城西北5里时，见明宗之军威风凛凛，士气高涨，自知大势已去，遂登高叹曰：“吾不济矣!”。由此庄宗从兵大溃，纷纷投奔明宗。明宗即遣石敬瑭率兵为前锋，进攻汜水关。不久，洛阳传出庄宗遇内难而崩的消息。于是，明宗率师进入洛阳，即位称帝，改元天成。石敬瑭因拥立明宗有功，加封光禄大夫、陕州保义军节度使。天成二年(927)，进封开国公，赐濯忠匡定保节功臣。三年，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兴唐尹、天雄军节度使，成为权倾一时的显贵人物。 明宗死后，闵帝即位，明宗养子潞王李从珂不服，起兵造反。闵帝自洛阳出奔于卫州，中途与石敬塘相遇。闵帝侍从怀疑石敬瑭图谋不轨，想要杀他。石敬瑭先下手为强，将闵帝侍从杀死，然后把闵帝托付给卫州刺史后离去。不久，李从珂在洛阳称帝，废闵帝为鄂王，施以鸩酒毒杀。即位后的李从珂对石敬瑭并不信任，表面上对他加官进爵，暗地里却对其猜忌甚重。清泰三年(936)五月，朝廷迁石敬瑭为天平军节度使。石敬瑭拒不赴任，他对僚属说：“先帝在世时，授我太原之地以养老终年，今无故而迁，是怀疑我有造反之心。况且太原地势险要，物阜民安，我想要内檄于其他藩镇，外求援于契丹，做一番抗争，诸位意下如何?”桑继翰、刘知远等人表示同意，并上表潞王说：“陛下是明宗养子，按礼法不应称帝，应立明宗幼子许王李从益为帝。”李从珂大怒，下诏削夺石敬瑭官爵，还命张敬达率军讨伐他。石敬瑭为求自保，这才引出向契丹借兵，以至后来自称“儿皇帝”的事情。 了解了石敬瑭的这些情况，再来看他当“儿皇帝”一事，就比较客观公正了。 其一，石敬瑭出身不是汉族，而是沙陀族。沙陀族是西突厥的一个分支，世代居住在沙陀渍(今新疆境内)。后来因与周围民族争夺牧地，战败东迁，受唐王朝庇护，被安置在山西北部一带。但沙陀人仍保持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及传统风俗。与此同时，东北的契丹民族也异军突起，迭刺部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率军进入内蒙古中东部地区，建立了初级政权。由于契丹族社会制度比较落后，处于奴隶社会晚期，施行的是家长制统治方式。所以，即使后来建立了封建君主**制度，他们也难以摆脱旧习俗的干扰。在契丹国主的眼中，其统治下的百姓不仅是其臣民，更像是其家族中的成员。他要求臣民能如家庭中儿子、孙子孝敬长辈那样，服从接受自己的统治。石敬瑭身为沙陀族，虽然受到了汉族文化的一些熏陶，但仍保留着本民族的习俗。因此，当契丹国主认石敬瑭为儿子时，石敬瑭并没有受辱的感觉，反而觉得很亲切，这是草原民族风俗相近形成的必然结果。然而，后人并不理解其中缘由，硬是给其冠以屈辱卑贱的恶名。 其二，石敬瑭遭受千古骂名的另一个因素是年龄问题。石敬瑭出生于公元892年，至936年称帝时，已是44岁，而此时耶律德光(生于902年)年仅34岁。石敬瑭称比自己大10岁的人为父皇，以汉族人来看，简直不可思议。其实这又是一个民族习惯的问题。沙陀族氏族公社遗习十分浓厚，养子之风很盛，如后唐明宗李嗣源就是庄宗李存勖养子。但养子与养父年龄往往并不相当，石敬瑭对耶律德光称“父”，虽年龄相差悬殊，但以塞外民族养子风俗来看，不足为奇。石敬瑭给耶律德光上表时称臣，写书信时却称“儿皇帝”，如家人礼，也说明耶律德光认可了这个干儿子，契丹与后晋遂结成“父子之邦”。但是历代正统史学家无法摆脱汉族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将这些条条框框强加给石敬瑭，把他贬得一无是处。试想一下，封建时代官员尊君为父，倘若碰上娃娃皇帝执政，岂不与石敬瑭相差无几吗? 其三，即以汉族的伦理道德来评定石敬瑭，其所作所为也没有什么不妥之处。据《新唐书·唐本纪》载，后唐太祖李克用于公元904年和契丹国主耶律阿保机在云中相会，约为兄弟。按李克用养子为李嗣源，石敬瑭是李嗣源的女婿。耶律阿保机之子为耶律德光，耶律德光明显长石敬瑭一辈，石敬瑭称其为“父皇帝”是严格依照辈分关系排定的，符合汉族的伦理观念。假如一个人为了某种利益对别人称儿子，的确可耻，但对叔叔辈自称为儿尚在礼制所允许的范围之内。人们在评论石敬瑭时，有意忽略了这些游牧民族首领几代人的渊源，专门将石敬瑭比耶律德光大10岁的事情抽出来，肆意夸张，极力讥讽石敬瑭寡廉鲜耻，这种割裂历史的做法是不足取的，理应为石敬瑭正名，还其清白。 其四，人们说石敬瑭早有谋反野心，只是隐忍未发，后来见时机成熟，才借契丹兵灭了后唐，做了皇帝。这种观点并不正确。因为石敬瑭是后唐明宗的女婿，多次拯救明宗于危难之中。出于信任，明宗将太原周围地区交由石敬瑭经营。闵帝即位后，潞王造反，如果石敬瑭真有谋反之心，可趁乱起事，成就帝业。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将闵帝托付卫州刺史看护，自己静观时局变化。潞王登基后，对石敬瑭疑心很重。石敬瑭整日提心吊胆，惟恐被人诬告为谋反之罪。据《旧五代史·晋书》载，清泰二年夏，石敬瑭屯兵于忻州，朝廷遣使送夏衣，传诏抚慰。而那些军人不知深浅，向石敬瑭山呼万岁，接连四次。石敬瑭十分害怕，就斩首了30余人，才制止了军士们的举动。后来，潞王迁其为天平军节度使时，石敬瑭才感觉出事态的严重。倘若听从诏令，去人地都很生疏的地方任职，不消多久，皇帝就会找个借口削你兵权，岂不成了任人宰杀的“刀俎之肉”?经再三考虑，石敬瑭决定托疾抗旨，并做好了两手准备，“若且宽我，我当奉之，必若加兵，我则外告邻方，北构强敌，兴亡之数，皎皎在天”。潞王果然废去石敬瑭官爵，发兵征讨。石敬瑭要想活命，只能求助于契丹人。生死关头，顾不得许多，遂与耶律德光签订条约，引契丹人进入中原，灭了后唐。这是迫不得已情况下做出的无奈之举，如果用舍生取义的儒家教条套在石敬瑭身上，让其坐以待毙，不求援于契丹人，显然是不合适的。 其五，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给契丹，是人们贬斥他卖国媚主的重要证据。在此需要阐明的是，自唐代“安史之乱”之后，幽云地区就从未被中原皇帝控制过，统治它的是代代承继的藩镇节度使。他们名义上属中央政府管辖，其实是各自为政，不听指挥。后唐时期，统治幽云诸州的是赵德钧、赵延寿父子。据《旧五代史·赵德钧传》载，石敬瑭在晋阳起兵时，后唐末帝诏令赵德钧父子救驾，二人带兵缓缓来迟，但不出兵迎战，持观望态度。赵德钧更是心怀叵测，“乃遣使于契丹，厚赍金币。求立以为帝，仍许晋祖(石敬瑭)长镇太原，契丹主不之许”。可见，石敬瑭借兵之时，幽云十六州并非在其控制之下，也就无所谓割让。石敬瑭将想要称帝的赵德钧的领地“割”给契丹，是一桩无本万利的好买卖，既打击了政敌，又解了燃眉之急，可谓一箭双雕，坐享其成。后来，契丹出兵占领了幽州，令赵延寿为节度使，才算吞并了幽云诸州。因此，割让幽云十六州不应归罪于石敬瑭，只是他默认了契丹兼并本属于赵氏父子属地的行为，才使其背上了割地求荣的骂名。 其六，有人认为幽云诸州人民被划归契丹后，饱受压迫摧残，尝尽了世间万苦。难道生活在汉族军阀的统治下，就能过上幸福生活吗?事实未必如此。据史料载，有个节度使造了一种刑具想试试其效果如何，就惩罚了一名无辜百姓，并对他说以后犯罪可以抵消。后来这个人因罪受刑，要求抵免，节度使说：“无罪尚打，何况有罪!”，照旧施刑不误。还有一个节度使兵力不足，在全州征兵，凡是15岁以上的应征者脸上皆刺“定霸”两字，士人则在胳膊上刺“一心事主”四字，其蛮横残暴行为令人发指。相反，契丹人建立的辽国实行一朝两制，并不强求幽云地区的百姓服从契丹族习俗。因此，生活在契丹人统治下的幽云百姓，其命运说不定比中原百姓还要好些。 其七，一些人认为石敬瑭对契丹称臣、称“儿皇帝”可耻至极。其实只要了解一下历史，也就明白石敬瑭有苦难言的矛盾心态。从主观上讲，没有一个人愿意对他人称臣、称儿子，但是残酷的现实又不得又让人重新考虑这个问题。论军事、论国力，后晋都不是契丹的对手，如果一意孤行，打肿脸充胖子，违抗“父皇帝”的旨意，不仅石敬瑭帝位不保，而且百姓还会遭殃。权衡利弊，对契丹称“儿皇帝”应是最好的选择。从客观上讲，幽云十六州本来不是石晋瑭所能掌握的领地，割与不割，对他影响都不是很大。因耶律德光比石敬瑭年长一辈，石敬瑭称其为“父皇帝”，于礼法尚能够容忍。为了保住帝位，求得暂时安宁，石敬瑭找不出除称“儿皇帝”之外的最好方法，只能忍受屈辱，苟且偷生了。然而，他的后继者却不能认识国情，对契丹称孙不称臣，引得契丹“爷爷”大怒，于公元946年率军一举攻灭了后晋，这是石敬瑭所不曾料到的。因此，对于石敬瑭称“儿皇帝”一事，我们不能脱离既定的历史背景，要全面把握与其有关的历史联系，这样才能对石敬瑭有一个正确的评价。 然而，绝大多数人认为不能为石敬瑭翻案。他的所作所为均是咎由自取，理应受到人们的痛斥与辱骂。据《资治通鉴·后晋纪二》载：“帝(石敬瑭)事契丹甚谨，奉表称臣，谓契丹主为‘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帝于别殿拜受诏敕。”这种奴颜婢膝的举动难道还不够可耻吗?为了更好地讨得主子的欢心，石敬瑭除岁输金帛30万之外，“吉凶庆吊，岁时赠遗，玩好珍异，相继于道”。同时，也不忘贿赂契丹国的太后、元帅、太子及诸多大臣们，以求他们能在“父皇帝”面前美言几句，好让自己这个“儿皇帝”当得踏实些。但契丹君臣对石敬瑭的“进贡”百般挑剔，“小不如意，辄来责让”，而石敬瑭全无九五之尊的威严，常常是“卑辞谢之”，重新置备礼品，以满足契丹君臣的胃口。后晋使者出使契丹时，遭受侮辱而还，告之以朝廷，群臣皆以为耻，惟独石敬瑭不置可否，仍旧砚颜人世，毫无羞耻之意。他的这些举措确实也“感动”了“父皇帝”，其后，“契丹主屡止帝上表称臣，但令为书称‘儿皇帝’，如家人礼”。显然，对于如此忠厚软弱的“儿子”，连契丹“老子”也觉得于情不忍，取消了两国间的君臣关系。在契丹国主看来，后晋称不称臣意义不大，而令石敬瑭称“儿皇帝”则更容易管束这个温顺孝敬的儿子。对他人称臣，在特定的条件下，尚不觉可耻；倘若称儿，则耻莫大焉!然而，这般奇耻大辱，石敬瑭却能安然领受，不作反抗，此公可谓世间第一恬不知耻的厚脸皮了! 尽管幽云十六州实际控制者不是石敬瑭，但据《新五代史·晋本纪》载，天福元年(936)十一月，石敬瑭称帝时，幽云地区掌权者“赵德钧及其子延寿叛于唐来降”，名义上幽云十六州已经归顺后晋了。但石敬瑭与契丹有约在先，割幽云诸州给契丹，只好令契丹人将赵氏父子“锁之以归”。显然，石敬瑭是丢失幽云之地的罪魁祸首。又据《资治通鉴·后晋纪二》载，契丹人夺得幽州后，改名南京，“以唐降将赵思温为留守，思温子延昭在晋，帝(石敬瑭)以为祁州刺史。思温密令延照言虏情终变，请以幽州内附，帝不许”。本来是夺回幽州的一个好机会，石敬瑭却奉行委曲求全之策，胆小怕事，送上门的领地也不敢接受，其媚主自保的丑态一览无余。 其实，契丹人也不是天下无敌。石敬瑭的侄儿石重贵继位后，与契丹交恶。天福八年(943)，契丹南下攻晋，晋将景延广据黄河抵抗，击退敌军。开运二年(945)，契丹再次进军后晋，石重贵亲自督战，大败契丹军。因此，无论从军事实力还是从财力来讲，石敬瑭完全可以奋力一搏，与契丹争个高低，而无须去做什么“儿皇帝”，也不应对契丹称臣。但他自甘堕落，不知抗争，一味地去讨好契丹国主，出卖国家民族利益，这种丧权辱国的行为卑贱可耻到极点。石敬瑭由此而背上千古恶名实是罪有应得，不值得人们为他叹惜。 综上所述，人们对石敬瑭称“儿皇帝”一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分歧较大。但评价一个人，总不能抓住一些细枝末节紧紧不放，而要看他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否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以五代时期的特定形势而言，石敬瑭的借兵称帝，避免了中原地区陷入更大的战乱，加强了汉族与契丹族人民的友好交往，石敬瑭做了一个封建帝王力所能及的事。至于石敬瑭为什么对契丹称“儿皇帝”，恐怕只有他才知道自己的苦衷。相信随着一些新材料的发现，人们最终能解开这个背负了千古骂名帝王的心中之结。 宋高宗为何用处女选太子 宋高宗赵构(1107～1187)，字德基，宋徽宗第九子，钦宗之弟。初封蜀国公，后封康王。靖康二年(1127)年初，徽钦二帝被金人掠走后，同年五月赵构即位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市)，改元建炎，是为宋高宗。他执政36年，以求和苟安为国策。长期倚用奸相秦桧，收诸将兵权，杀岳飞，与金订立屈辱的“绍兴和议”，割地称臣纳贡。为交付巨额贡物和奢侈之费，大肆搜刮百姓，政治黑暗，民不聊生。金朝完颜亮率兵攻宋，宋高宗几无战守之备，不得不让位于宋孝宗，退居德寿宫，当起了太上皇，15年后病死，终年81岁。 宋高宗在收复国地上动脑筋不多，在确定接班人时却费尽了心机，关键时刻竟用处女“选”太子，在历史上制造了一段不绝于口的闲话，同时也留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谜团。 原来，宋高宗后宫嫔妃不少，于史留名的就有两位皇后、两位贵妃、两位贤妃、一名婉仪，被他宠幸过但没有名位的女人就不知有多少了。然而为他生出儿子的只有宪圣皇后吴氏、张贤妃和潘贤妃三人。而其中只有潘贤妃生下的儿子成活，取名赵。建炎三年(1129)二月，高宗到了扬州，一天晚上正兴致勃勃同宫女淫乐，突然报告金兵袭来，他受了很大惊吓，患了锁精症，从此失去生育能力。一个月后，宋高宗到了杭州，扈从统制官苗傅、刘正彦发动兵变，逼迫宋高宗退位，立不到3岁的魏国公赵勇为帝，并请隆太后垂帘听政。一个月后，韩世忠杀苗、刘二人，高宗复位。建炎三年四月壬申日，册立赵为太子。在这场动乱中，赵被吓出病来，延至七月，病情愈重，医治无效，短命而亡。 太子夭折，皇储乏人，大臣们议论纷纷。有不识时务者开始上疏，要皇帝尽快在宗室后裔中挑选储君，倘若皇帝日后生出儿子，到时再重新册立太子。按说这是关心国脉大事，照此实行可安人心。然而宋高宗以为这是心怀二志，并借此事羞辱自己，再说眼前战事紧张，哪有时间选立太子?为了平息大臣议论，便将上疏者撤职查办。大家果然缄口藏舌，不再议论立储之事。 宋高宗和后妃们生不出儿子，战局也慢慢稳定下来，立储之事遂又重提。这时，辗转在江西的宪圣皇后也平安返回临安，她说曾经做了一个怪梦，不解何意，秘密向高宗说了，高宗悟出是选嗣之事。恰在这时，大臣范宗尹也提出了这事，高宗答道：“太祖皇帝以神勇之武定了天下，可是他的子孙没有享受承继之福，现在遭遇世乱艰难，他的后代更是飘零可怜，我若不效法仁宗皇帝，为天下着想，怎能告慰太祖在天之灵?” 众所周知，宋太祖临终前，遵从太后之意，把皇位传给了弟弟，他自己的后代没有继承大统。至仁宗时，没有儿子，便挑选4岁的侄子赵宗实为太子，这就是后来的宋英宗。现在的高宗赵构也没有儿子，便想效法宋仁宗的做法，在太祖的后人中选立太子。一方面显示自己有尧舜之风，一方面也可安定人心。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宋太宗一支的嫡系子孙全都被掳北上，皇太子不得不在太祖后裔中选立。果然，副宰相张守、负责军事防务的长官李回、禁卫官娄寅亮等人纷纷上疏支持或称赞皇帝的这一英明做法。宋高宗遂借坡下驴地说：“此事不难行，朕于‘伯’字行中选择，庶几昭穆顺序。”决定在太祖后人中选立皇子。 按照赵宗室玉牒，赵构系宋太祖六世孙，“伯”字辈为七世孙，排列起来是子侄关系，立为皇太子名正言顺。经过多人寻访，查明太祖皇帝七世孙共1645人。在这些人中，又挑选出7岁以下幼童10人，经反复审看，相中了一胖一瘦的两个男孩。宋高宗把他们两个叫到一起，再仔细端详一遍。他看胖的那个孩子结实，个头儿也高，决定“留胖去瘦”。然后赐给瘦孩子300两白银，想打发他回家。就在这时，一只白猫从两个孩子中间穿过，胖孩子飞起一脚，踢翻了这只白猫。高宗看了大为不满，他想，此子如此轻狂，如何担当社稷重任?当即改变决定，留瘦去胖。绍兴二年(1132)五月，高宗皇帝育太祖朝奉大夫赵子之子伯琮于宫中，赐名瑗。追溯起来，伯琮是太祖次子秦王赵德芳的后代。 伯琮入宫这年只有5岁，生活不能自理，遂交给张婕妤负责养育。高宗虽然用心选了一个侄子，但他并未将其视为皇子。说来宋高宗有自己的理由：一、这一年他只有25岁，倘若医治有效，说不定以后还会生出儿子。二、赵瑗年纪幼小，发展难以预料，万一不如人意，随时可以废掉。三、“伯”字辈侄子众多，说不定有更优秀者出现，到时择优汰劣，于江山社稷更为有利。 宋高宗的这些想法确有道理。可是，朝野医方用尽，他还是生不出儿子。绍兴四年，吴才人觉得寂寞无聊，也想抚育一个孩子。高宗把秉义郎赵子彦的男孩找来，时年7岁，名为伯玖，长相可爱；聪慧颖异，吴才人一看就很喜欢，留在身边精心养育。宋高宗将其改名为赵璩，这样，事实上有了两个储君侯选人。他们自身尚不明白悄然开始的竞争，但大臣们在密切注意着立储大事。比如，大将张浚专门上表，请求高宗尽快确定皇太子。然而高宗心中有数，对于这种请求，一概置之不理。 绍兴五年五月，大臣赵鼎建议应在宫中建立书院，对这两名男孩加强培养。宋高宗为此修建了“资善堂”，聘请徽猷阁待制范冲和起居郎朱震为宫廷教师。两个孩子的学习都很认真，接受了系统正规的良好教育。绍兴十年(1140)，岳飞奉诏班师后，提出“正国本以安人心”的建议，赵鼎也提出议立皇子一事，均遭宋高宗训斥。两年后，15岁的赵瑗加检校少保，封普安郡王，按照惯例，他出宫住进王府。而这时的赵璩，独居禁中，封吴国公。三年后，赵璩晋封为思平郡王，同样搬进自己的府第，时人称为东、西二府。 宋高宗对于选立皇子之事不是没有考虑，然而他还必须考虑这样两个重要因素：一是抚育赵璩的吴才人已被册立为皇后，秦桧因与赵瑗关系不好，遂借机一打一拉，制造吴皇后欲立赵璩为太子的谣言。许多大臣看秦桧脸色行事，弄得“中外议颇籍籍”。高宗左顾右盼，难下立储决心。二是高宗母亲韦太后从金国回来后，因与赵璩接触较多，对其很有好感，日常言行不免偏向赵璩。高宗是个孝子，不能不考虑母亲的这种态度。此事就这样不痛不痒地拖了下来。 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月，奸相秦桧病死；二十九年(1159)九月，韦太后崩于慈宁宫。立储的所谓两大障碍已不复存在，大臣们又一次提出确定皇子的问题。高宗觉得再往下拖延实在难塞众口，遂把这事提上了朝廷议事日程。然而，赵瑗和赵璩两个究竟立谁，宋高宗再一次犹豫起来。这天，他独处宫中，看到一个个如花似玉的宫女，一个妙计涌上心头。遂悄悄召来内府总管，要其挑选未被临幸的20名宫女，东府、西府各赐10人，他要看看赵瑗、赵璩在女色面前的态度，据此决定取舍。过一段时间，宋高宗传命将这些宫女召回，让女官逐个对其检验。结果，赐给赵瑗的宫女完璧如初，而赐给赵璩的宫女全被奸过。宋高宗对此秘而不宣，但他明白了孰优孰劣，女色可以乱性，女色可以致祸，高宗利用这一传统办法，识别出哪个是正人君子，谁又是好色之徒。争论了近30年的立储君问题，靠了10名处女，就这样一锤定音了。绍兴三十年二月二十二日，朝廷举行了隆重的皇子册封仪式，宋高宗亲笔御书：“瑗可立为皇子，改名玮。”赵璩仍为皇侄，一个月后，他被封为开府仪同三司，判大宗正事，垂头丧气地离开临安，住进绍兴王府。皇子与他擦肩而过，他至死也不会明白自己失算在哪里。据史书记载，立皇子的制书颁布后，大臣们“动色相庆”，“中外欢悦”，说明宋高宗的这个决定英明正确，很得人心。赵瑗向皇太子之位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成了惟一的皇位继承人。 如此重大而又严肃的立储问题，居然用10名处女去检验测定，可谓独出心裁，历代罕见。这件事引起了后人的争议，宋高宗果真是用这种难以启齿的方法选定皇子的吗?《玄玄堂闲话》、《前桥小语》等史料中提出了不同看法，概而言之，有以下几点： 其一，选定赵瑗为皇位继承人，本是宋高宗的初衷。据《宋史·孝宗本纪》：孝宗(即当初的伯琮，后改赵瑗)一开始就受高宗喜欢，“绍兴二年五月，选帝育于禁中”，宫中修建“资善堂”书院，主要是为了教育好赵瑗。后来赵璩(即伯玖)被召进宫后，只有“寻诏赴资善堂听读”的资格。虽说他也按时受到诏封，其养母也位居皇后，但赵璩的资历、地位仍然无法与赵瑗相比。因为赵瑗比赵璩年龄稍大，受封几乎总要领先赵璩一步，这也是他被立为皇子的有利条件。更主要的是，赵瑗性喜俭约，厌恶骄奢，在这点上很对宋高宗的心思。这位经历了北宋亡国、父兄被掳过程的皇帝，多少记住了一些惨痛教训，他曾严厉批评过喜玩珊瑚的楚王之子赵仲氵是。赵瑗听到这件事情，引以为戒，旰食宵衣，踵武前贤，很想有所作为。对此高宗皇帝看得十分清楚，这正是一国之君最可贵的品质。确立赵瑗为皇子，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其二，后官方面的大力支持，对确立赵瑗的皇子地位起了重要推动作用。所谓韦太后和吴皇后偏向赵璩，并因而干扰了高宗立储君的决心，于史无据，完全是秦桧一党制造出的谣言。关于立皇子之事，韦太后从来没有加以干涉，从另一件事可以看出她对这类事情的态度。当时，皇后未立，高宗请母亲写道手书，韦太后说：“我但知家事，外庭非所当预。”由此推断，这个老太太怎会干预立皇子的事呢?吴皇后在这件事上表现得更是明智。虽然赵璩是她抚育成人的，但她并没有想要立其为皇子，且看《宋史·吴皇后传》中的这段话：“伯琮(赵瑗)性恭俭，喜读书，帝与后皆爱之，封普安郡王。后尝语帝曰：‘普安，其天日之表也。’帝意决，立为皇子，封建王。出(赵)璩居绍兴。”很明显，在确立赵瑗为皇子的问题上，吴皇后投了关键的赞成票，她以公正无私的行动，平息了秦桧一党的谣言，也打消了高宗的种种顾虑。 在确立皇子问题上，宋高宗确实有种种顾虑，后宫的态度非常重要，秦桧等人的意见也要考虑。吴皇后与秦桧的关系较好，因为“秦桧等累表请立中宫”，她能进位为皇后，这个奸相是出了力的，所以她常常附和秦桧的意见。不妙的是，赵瑗与秦桧的关系却很紧张。对此，吴皇后心中自然有数。宋高宗正是担心她同秦桧一伙搅在一起坚持立赵璩为皇子，幸好在这件事上她没有为秦桧所左右。恰在这时，赵瑗又立了一功。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月，秦桧病重，其家人和死党欲以秦桧之子代父职，妄图继续操纵朝政。赵瑗得到这个消息立即报告了高宗，高宗也认为秦氏父子太过分了，连夜驾临秦家，挫败了这一乱政阴谋。这件事使高宗和吴皇后感到，在大是大非面前赵瑗有胆有识，处事果敢，为君者理应具备这种素质。吴皇后不以一己之私与赵瑗结怨，仍然积极推荐他进位皇子，说明秦桧一党的挑拨未起任何作用。高宗原来以韦太后和吴皇后做“挡箭牌”，是想应付那些关心国本的大臣，也是为了敷衍秦桧一党。说不定宋高宗正是看到赵瑗善断大事的能力，再加上吴皇后的大力支持，才下决心确立他为皇子。 其三，大臣们关键时刻的苦谏，促使高宗正确地选立了皇子。赵瑗与赵璩比较确实难分伯仲，但在文武大臣中间，就声望和人缘来说，赵瑗还是优于赵璩。比如岳飞人京奏对，见到赵瑗，觉得他英武俊伟，可以立为储君，为此还上了密奏；老臣赵鼎也多次在皇帝面前称赞赵瑗。这些做法虽然引起高宗的反感，可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由于秦桧偏袒赵璩，再加上他钳制舆论，很长时间人们忌谈选立皇子之事。秦桧死后，立储之事重又提起，晋原人阎安在考进士的策文中借机发了一通议论，他认为高宗在太祖后裔中选立皇子已经过了20多年，一直议而不决，储君至今未定，不知要考验到什么时候?如再拖延下去，佞臣当生异望，继而朋比结党，成为社稷遗祸，这样麻烦可就大了。这篇策文洋洋数千言，用语犀利，说理透彻，深深触动了高宗，遂钦定阎安为探花。大臣张焘及时上疏：两位宗子“谁为君，谁为臣，应当晓谕天下”。宰相汤恩退等一批大臣也纷纷上疏谏言，劝说高宗快立皇子，可是依然不见动静。就在这时，利州(今四川广元市)提点刑狱范如圭把仁宗时期名臣请求建储的奏章搜集到一起，呈给高宗，终于使他感悟，认为这事如果再拖就要失信于天下。他考虑再三，接受了宰相的意见，赵瑗既然封了真王，就应该确定为皇子身份，朝廷做事要符合礼制，就干脆封赵瑗为皇子吧! 其四，赵瑗的体魄强于赵璩，具有担当大任的有利条件。从史料记载看，赵瑗幼时身材削瘦，体质一般，为此差一点落选，想不到他后来长得英俊魁伟，懔懔一表，望而知为庙堂之器。而赵璩虽然也是仪表堂堂，但与赵瑗比较起来就差一大截。据史料记载，这与赵瑗有志进行北伐、恢复北宋疆域有关。赵瑗十分注意锻炼身体，尤其喜爱骑马，而且具有娴熟的骑术。一次，他策马奔驰时间过长，弄得人困马乏。快到宫殿前，乘马突然窜入殿前庑廊，因为廊檐很低，眼看就要把赵瑗从马上撞下来。只见他不慌不忙用双手攀住廊檐悬在半空，轻松脱离了险境。还有，赵瑗很喜欢打马球，常召集军中好手前来较量，就是刮风下雨也不耽误比赛。由于长期坚持体育活动，使其体质非常强健，像岳飞这样的武将对他都很喜欢，足见其英武非凡。高宗皇帝明白，宋金两国将要长期对峙，战争随时可能发生，作为战时的帝王没有强壮的身体是不行的，在选立皇子时宋高宗不能不考虑这个条件。 从以上几点来看，赵瑗之所以被确立为皇子，有内外各方面的优势，并不仅仅在于他经受住了女色的考验。其实，作为封建帝王来说，“寡人好色”算不上什么大的毛病。宋高宗自己有严重的男性疾病，在这方面毫不示弱。据《宋史》记载，绍兴三十一年(1161)六月，一次性“出宫女三百九十人”，但他没有落下好色之名，《宋史》评论他却是“恭俭仁厚”，可见占有几位宫女根本算不上什么问题。而这时的二位宗子都已位居郡王，并且早已过了结婚年龄，如果仅凭这点决定谁为皇子，传开以后岂不遭人嘲笑?退一步说，假若赵瑗也同宫女们发生了性关系，宋高宗还要从头再培养宗子吗?再说，用处女检验他俩是否好色的办法可靠吗?宋高宗也许永远不知道，他刚开始实施这一计划就被赵瑗的老师史浩一眼看穿，此人及时提醒赵瑗谨慎行事，赵瑗在美色面前约束了自己，从而取得了高宗皇帝的好感。如果不是史浩先生的提醒，那10个宫女是否还能保持处女之身恐怕还得另说呢! 宋高宗以处女选皇子的办法在历史上留下了笑柄，赵瑗是不是占了10个宫女清白之身的便宜，在历史上多有争论，究竟是哪种原因让赵瑗坐上皇子的座位，恐怕只有高宗本人才说得清楚。从确立皇子的结果来看，证明宋高宗的眼光没错，绍兴三十一年九月，金主完颜亮率60万大军侵宋。十月，宋高宗决定亲征。十二月，收复泗、和、楚、汝四州，高宗驾临建康(今南京市)，赵玮(即改名前的赵瑗)随驾前往。在抗金前线，赵玮夙兴夜寐，孜孜不倦，一面及时整理各种奏章文书，一面亲自照料高宗的生活，受到上下左右的一致称赞。而这时的宋高宗，经过多年颠沛流离，早已身心疲倦，眼看疆土收复无望，金人又频频南侵，觉得不如早点把这个烂摊子交给皇子。绍兴三十二年五月甲子日，诏立赵玮为皇太子，更名，在紫宸殿举行内禅之礼。六月十日，诏皇太子即皇帝位，是为宋孝宗。高宗赵构自称太上皇，他高兴地说：“我把社稷托付得当之人，没有什么遗憾了。”对此；史书有段比较中肯的评论：“高宗以公天下之心，择太祖之后而立之，乃得孝宗之贤，聪明英俊，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可谓难矣哉!”。 宋孝宗在南宋9个皇帝中确实很难得，他的皇位来得也算“难矣哉”。可是从他与那10个宫女的游戏看，其皇位来得似乎又太容易了。真耶?假耶?谁能真正说得清呢? 伍子胥之冤 伍子胥是春秋时期楚国人，原名伍员，子胥是他的字。他帮助吴国强大起来，整军经武，不久就攻破楚国，使吴国成为霸主。后来，吴王夫差在如何对待越国等问题上受到欺蒙，伍子胥屡谏不听。最后，伍子胥竟被赐剑自尽，被称为千古奇冤。 伍子胥奔吴 伍子胥的生年不详。因为他曾受封于申(今河南南阳市北)，所以历史上又称他为申胥。 伍子胥的父亲名叫伍奢，哥哥名叫伍尚。伍奢很受楚平王的信任，做了楚平王太子的太傅。当时楚平王的手下有个叫费无忌的人，被任命做了太子建的少傅。费无忌很妒忌伍奢备受平王和太子的宠信，便想讨好平王，并千方百计离间平王和伍奢的关系。 有一天，费无忌对平王说：“太子年龄已经不小了，该给他娶妻了。”平王听了他的话，便为太子从秦国娶妻，并派费无忌前往迎亲。可是费无忌迎亲回来后却对平王说：“秦女是个绝色女子，王不如自娶之，再另为太子聘娶个女子就是了。”平王被他说动了心，便自己娶了秦女。费无忌便因此而讨得了平王的欢心。 过了不久，费无忌又对平王说：“城父(楚邑，在今河南宝丰县东)是我国的北方重镇，对城父的城墙应该大加修固，并派太子亲自去镇守，这样既可以和北方交通，又可以收南方之利，这就得到天下了。”平王听信了他的话，便把太子建派到城父去了。 过了一年，即到了周景王二十三年(前522)，费无忌向平王诬陷太子和伍奢说：“太子因为君王娶了他的妻，对王很不满。现在他和伍奢打算领着方城(楚国在北方所修的长城)外的人背叛。他们自以为占据方城，就如同一个诸侯国一样，又有齐、晋两国辅助他们，他们必将危害楚国，应及早着手解决。”平王听信了费无忌的话，便把伍奢召来质问。伍奢回答说：“君王有了一次过错(指娶太子的妻)就已经够严重了，为什么还要听信诬陷之辞!”平王听了大怒，便把伍奢囚禁起来，并派方城司马奋扬前去杀太子建。奋扬知道太子是被诬陷的，便暗中把太子放跑了。太子建逃奔到了宋国。 费无忌又对平王说：“伍奢有两个儿子，都很有才能，如果不除掉，恐怕将会成为楚国的后患。可以让伍奢以父命召他的两个儿子，他的两个儿子就一定会来。”于是平王使人对伍奢说：“你能把你的两个儿子召来，就饶你活命，否则就将处死!”伍奢说：“老大伍尚心地仁慈，听到我的召唤将会到来。老二伍员性情刚毅，能成大事，他看到来了不会有好结果，是一定不会来的。”楚王不信他的话，便派人以伍奢的名义去召他的两个儿子。 平王派出的使者找到伍尚和伍员后，便对他们说：“你们跟我回去，便可以放了你们的父亲。否则，你们的父亲就难逃活命了。”听了使者的话，伍尚打算跟使者回去。伍员说：“楚王召我兄弟，并不是真想给父亲以生路，而是怕不能斩草除根，留下后患，因此以父命诈召我二人。我二人一回去，必定与父俱死无疑，对挽救父亲的生命不起任何作用。所以我们如果回去，就正中他们的圈套，以后就没有人能为父亲报仇了。现在我们不如逃奔到别国去，将来好借别国的力量报仇，切不可走共同灭亡之路!”伍尚说：“我知道，就是回去了也不能保全父命。但只恨他们以保全父命的名义召我，我不听召，就是不孝。将来一旦父亲被害，仇也不可不报。所以我决定回去与父同死，你可以留下来，将来好为父报仇。现在你赶快逃走吧!让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尽孝道。”于是伍尚跟使者回去了。伍奢见伍员没有来，感叹道：“楚国的君臣恐怕将要吃不成安稳饭了!”楚王果然把伍奢和伍尚一起杀害了。 因为太子建逃奔到宋国，所以伍员也逃到了宋国。但因正赶上宋国内乱，伍员和太子建又从宋国逃到郑国。郑国本来待他们二人很好，可是由于太子建受到了晋国的唆使利诱，答应给晋国做内应，帮助晋国夺取郑国。郑国恼火了，一怒之下，便把太子建抓起来杀了。伍员恐慌了，便带着太子建的儿子胜连夜逃出了郑国。 伍子胥决定逃往吴国。当他到达吴、楚交界的昭关(在今安徽含山县北)时，看到楚国的士兵盘查甚严，关门口还挂着伍子胥的画像，过往行人都要与画像对照一番，确认不是伍子胥以后才放行。伍子胥报仇心切，当时又没有其他退路，所以陷入了极度的忧愤之中。他在旅舍一夜不能入睡，一头黑发居然在一夜之间全变成白色。于是，后人便流传着一句俗语：“伍子胥过昭关，须发皆白。”这一来，伍子胥就成了一个白发老翁，守关土兵都辨认不出来他了。于是顺利地过了昭关，进入吴国。 拥立阖闾 伍子胥来到吴国，为了不被人认出，以躲避楚国的追杀，便披发装疯，涂面赤脚，沿街乞讨。街市上的人见了，没有人能认出他是谁。只有一个善于相面的人见了他以后，惊讶道：“经我相面的人多了，还不曾见过像这个人的相貌!这大概是个外国的士臣吧!”于是相者便把这情况报告给了吴王僚。吴王僚便命相者带此人来见。吴王僚的庶兄公子光听说这一消息，暗自高兴，心想：“我听说楚王杀了忠臣伍奢，他的儿子伍子胥既有勇，又有智，一定是他因想报父仇而来到了吴国。”因此便想暗中结交他。 再说相者到街上找到了伍子胥，便带他去见吴王僚。吴王僚见伍子胥体形伟壮，身高一丈，腰粗十围，气度确实不凡。同伍子胥一连谈了三天，滔滔不绝，而且语无重复。吴王僚不禁赞叹道：“真是一位贤人啊!”从此便让他参与谋划军国大事。伍子胥见过吴王僚之后，公子光便把他接回府中，与他促膝而谈，向他倾吐肺腑，两人便结成了知心朋友。 周敬王二年(前518)，吴楚两国边境上的两家女子因采桑叶发生争执，继而两家互相攻杀，接着边境上的两县又互相攻杀。吴王听到消息大怒，便派公子光率兵伐楚，攻取了楚国的居巢(今安徽六安县东北)、钟离(今安徽凤阳县东)两邑。于是伍子胥乘机向吴王僚建议说：“楚国完全可以攻破，希望大王再遣公子光伐楚。”公子光却对吴王说：“伍子胥因为父兄被楚王杀害，想报私仇，才劝王伐楚。其实现在楚国还不可能攻破呢!”公子光这一说，伍子胥立即领悟到，公子光并非真的认为现在楚不可伐，而是想先集中精力夺取王位，而后向外建立功业。 原来公子光认为，吴国的王位本应由他继承，而不应当由僚继承。要说理由，得上溯到吴王寿梦的时候。吴王寿梦有四个儿子，老大叫诸樊，老二叫余祭，老三叫余昧，老四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博学多才的大贤者季扎。因为季扎贤，所以寿梦决定把王位传给他。寿梦死后，季扎却对王位让而不受，于是就暂由老大诸樊做国君。诸樊死后，又把君位传给了老二余祭，想通过兄弟依次相传，最后还是传给季扎，以实现先君的遗愿，所以余祭死后，又传位给老三余昧。可是老三死后，季扎还是不肯即君位，而国又不可一日无君，于是大臣们便商量，决定由余昧的儿子僚继承君位，这就是吴王僚。但公子光对这种安排却愤愤不平。因为他的父亲是老大诸樊，既然叔父季扎不愿继位，那就应该由寿梦的嫡长孙、也就是由他公子光来即位，而轮不到僚。为把君位从僚的手中夺过来，他已暗中做了多年的准备。伍子胥很清楚公子光的心思，又看公子光的才能远在僚之上，一旦夺得君位，将会成为一代有为的君主。依靠他，自己为父兄报仇的希望也就可能实现了，所以他决定帮助公子光实现其愿望。 吴王僚是个很武勇的人，而且平时戒备森严，要想对他下手，也是很不容易的。这时伍子胥想起他曾结交过一位叫专诸的勇士，此人不仅有万人莫敌之勇，而且有一副侠肝义胆，正是帮助公子光实现其目标的理想人选。于是，伍子胥便把专诸推荐给了公子光。伍子胥自己却暂时隐居起来，带着太子建的儿子胜到郊外过起了农耕生活，以静观事态的变化。 公子光多年的经营终究没有白费。周敬王五年，他瞅准了一个机会，利用专诸成功地刺杀了吴王僚，夺得了王位。公子光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专诸却因刺杀僚而当场丧了命。公子光为了报答他，让他的儿子做了吴国的卿。伍子胥得知这个消息后，感到实现自己宿愿的时机就要到来了。 公子光即位做了吴王，他就是吴王阖闾。 吴王阖闾一上台，立即召来伍子胥，让他辅佐自己，参与军国大计。伍子胥从此获得了大展才能的机会，同时也为他实现替父兄报仇提供了可能。 吴王阉阊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君主。他梦想着能够西破强楚，南灭越国，北威齐晋，称霸中原。为此，他使贤任能，励精图治，并施恩行惠，以争取民心。 一天，阖闾问伍子胥：“我想使国家富强，并成就霸王之业，怎样做才行呢?”伍子胥回答说：“凡是想巩固君位、治理好人民、建立霸王之业的人，都必先修筑好城廓，完善守备，充实仓廪，加强军力，这就是办法。”阖闾很赞同他的意见，便把修缮城廓、完善守备的任务交给伍子胥。伍子胥接受了任务，便积极行动起来。他察看山川河流，认真审视地形，规划建造坚固的城廓，并修建仓库，打造兵器，使吴国的武备大大增强。阖闾对此十分满意。 周敬王六年(即吴王阉闾元年)六月，楚国的伯嚭也逃奔到吴国来了。伍子胥对伯嚭的到来感到非常高兴。有人问他为什么高兴，他回答说：“我的仇怨和伯嚭相同，这就叫同病相怜，同忧相救。”阖闾对伯嚭不了解，不敢加以任用，便问伍子胥：“伯嚭是个什么样的人?”伍子胥回答说：“伯嚭是楚国左尹(相当于副丞相)伯州犁的孙子。楚平王听信谗言，杀害了伯州犁，因此伯嚭就逃了出来。他听说我在吴国，所以就到吴国来了。请您接见他吧。”于是阖闾便让伯嚭做了吴国的大夫，让他与伍子胥一起参与国事。 在伍子胥的帮助下，阖闾终于稳定了在吴国的统治地位，并加强了吴国的实力。从此以后，他就开始积极向外发展了。 鞭楚王尸 楚国是吴国的近邻。吴国要想向外发展，楚国是最大的障碍。阖闾想，只要首先攻破强楚，越国自然就不成问题了。这样就可以先称霸东南，进而再北上争霸中原。 周敬王八年十二月的一天，吴王阖闾对伍子胥说：“当初您劝僚伐楚的时候，我知道事情是能够成功的，但因为我怕他让我去伐楚，误了我的大事，又不愿意别人夺取伐楚之功，所以才竭力阻挠您的伐楚计划。现在我将亲自完成伐楚的功业，你看该实行什么样的战略呢?”于是伍子胥献计说：“楚国的政治混乱，执政的人大多互相不和，有事互相推诿，没有人愿意承担责任。我们正可利用这一点；既加剧其执政者相互间的矛盾，又可以打击和削弱楚国的实力。”阖闾问：“那该怎么做呢?”伍子胥说：“我们可以组织三支军队，轮番对楚国进行袭击。第一支军队去攻楚国，楚国必然出动大军迎战；楚军一来，我们就迅速撤退。等楚军回去了，我们再出动第二支军队袭击他们；等他们来迎战，我们又迅速撤退。这样不停地轮番袭击，必然使楚国疲于奔命。同时每一次袭击对楚国所造成的破坏，以及因反击无功而造成的楚国执政者之间的相互指责，都必然加剧楚国政治的混乱。这样到楚军疲惫已极、政治上也更加混乱的时候，我再派三军一齐出动，必然大获全胜。”听了伍子胥的建议，阖闾连声称好，便依计而行。 经过一番准备之后，从第二年开始，吴国便对楚国实行轮番袭击的战略。吴国先出动军队攻打楚国的夷邑(在今安徽亳县东南)，又侵袭潜邑(今安徽霍山县南)和六邑(今安徽六安市东北)。楚国匆忙派左司马戌率军前往救援，吴军便迅速撤走了。接着吴军再次攻楚，包围了楚国的弦邑(今河南息县南)，兵锋一直抵达豫章。当楚国派大军抵御时，吴军又迅速撤走了，这样轮番不间断地对楚发动袭击，楚军从此开始疲于奔命。 为了保证对楚作战的胜利，周敬王九年(前511)，伍子胥又向阉间推荐孙武。孙武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他所著《孙子兵法》十三篇流传至今，并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所重视。但当时孙武还隐居在吴国，很少为人所知，是伍子胥发现了他这个人才，并及时地把他推荐给吴王。有了这样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做将领，吴国对楚作战就更有胜利的把握了。 不久，阖闾得知吴国遗失多年的一把名叫湛卢的宝剑被楚昭王得到了，于是大怒，当即决定由伍子胥、孙武和伯嚭率军伐楚，一定要夺回湛卢剑。当时要论各方面的准备情况，吴国还不宜对楚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不过在阖闾的盛怒之下，伍子胥等也只好听从。当时楚国有一位贤臣，名叫子期，颇得人心，又善于用兵。伍子胥想，如果楚国用子期为将，要想打赢这一仗，就很难有把握了。于是他心生一计，派人放出空气说：“吴国最怕同楚国的子常打仗，如果楚国让子常为将，吴兵就将避免和他交锋，而将军队迅速撤回。吴国最希望楚国能用子期为将，如果用子期为将，吴军就一定能打败楚军，并杀死子期。”昏庸的楚昭王本来已经任命子期为将了，听了吴国放出的空气，不加思索，便信以为真，于是又把子期撤了下来，重新任命子常为将。结果这次打了败仗，丢失了两个城邑。吴国在获得夺取二邑的战果之后，也就迅速撤回了。因为伍子胥、孙武和伯嚭心里都清楚，现在对楚发动全面进攻的时机还不成熟，打一仗，给阖闾出出气就是了。 周敬王十四年，即吴王阖闾即位的第九年，阖闾要破楚入郢(今湖北江陵)之心已经急不可待了。一天，他对伍子胥和孙武二人说：“开始你们说时机不成熟，楚国的郢都还不可攻破，现在你们看怎样了?”伍、孙二人见吴王的决心已定，很难再说服他等待，便向阖闾献计，应利用蔡、唐二国与楚国的矛盾，联合蔡、唐二国以伐楚。吴王阖闾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于是吴国联合蔡、唐向楚发起大规模进攻。 吴军与楚军夹汉水而布阵。吴王的弟弟夫概瞅准了一个机会，率领他的部下五千人对楚发起攻击，紧接着大军掩杀过去，把楚军打得大败。楚军统帅子常因战败而逃奔到郑国去了。楚军群龙无首，溃散逃窜。 吴军乘胜追击，五战五胜，一直攻入了楚国的郢都。楚昭王逃奔到随国去了。 吴王阖闾破楚入郢的心愿终于实现了!其首功，应归之于伍子胥多年来的精心谋划。 伍子胥的家仇也终于得报了。使他感到遗憾的是楚平王已死。昭王又已外逃，无法对活人下手。为了解恨，他掘开楚平王的坟墓，搬出平王的尸体，对尸体抽打了三百鞭，又用左脚踩着尸体的腹部，右手抠出尸体的双眼，讥诮地说：“谁让你听信谗言，杀害我的父兄呢?你今天落得这个下场，不冤枉吧!”随后将平王焚骨扬灰。 这时楚臣申包胥逃亡在山中，他与伍子胥本是好朋友。他听说伍子胥在郢都掘墓鞭尸，便派人前去责备伍子胥说：“您报仇，也太过分了吧。您本是平王的臣子，现在居然对平王掘墓鞭尸，这样来报仇，您的做法也太不顾及天道了吧!”伍子胥对来人说；“请为我回申包胥，就说我日暮而路远，不得不倒行而逆施。” 吴军对郢都的占领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申包胥从秦国搬来了救兵，楚军也重整旗鼓与秦军联合杀来，而吴王阖闾的弟弟夫概又趁阖闾在楚、国内空虚之机，跑回国去自己称王。与此同时，越王允常也兴兵攻吴。形势骤然变得对吴国十分不利，吴国不得不从郢都撤兵了。 但吴国并没有就此放弃打击楚国的战略方针。过了两年，阖闾又派其子夫差率兵伐楚，并夺取了番地(大约在今江西鄱阳湖附近)。楚因惧怕吴国再来侵犯郢都，便把国都迁到(今湖北宜城)去了。 攻破越国 周敬王二十六年，阖间以越不出兵跟从他伐楚为罪名，兴兵伐越。越王勾践领兵迎击。两军在今浙江嘉兴市西南交战，结果吴军被打得大败，阖闾一只脚的大拇指也被越人击伤了。吴国只好收兵而回。 阖闾受伤后一病不起。但这时吴王还没立太子，他感到自己快要不行了，便开始考虑立太子的事。伍子胥也很为这事犯愁。他希望阖闾能有一位好的继承人，使他千辛万苦辅佐阖闾创立的功业能得以保持。正在这时，夫差来求助伍子胥，说：“父王想立太子，除了我，还有谁更合适呢?父王十分信任您，这事就全听您一句话了。”伍子胥从平日对夫差的了解，认为他在诸公子中，确实是立太子的理想人选，就决定帮助他，于是他对夫差说：“大王还未拿定主意，我这次进去一说，就将决定了。您就放心吧。”恰巧在这时，阖闾召伍子胥进去商量立太子的事，伍子胥便乘机对吴王说：“我听说，王业的废坏，往往是由于后继无人；王业的兴盛，则在于能够选立贤嗣。依我看，要立太子，诸子中没有比夫差更合适的了。”阖闾却说：“我看夫差愚蠢而又缺乏仁慈之心，恐怕不能继承吴国的大业。”伍子胥说：“夫差待人诚信而又友爱，恭行正道而又敦守礼义。父死子代，经书上早有明文。请立夫差为太子，不要再犹豫了。”阖闾对夫差这个人选虽不太满意，但经不住伍子胥的反复劝说，又基于对伍子胥的信任，心想也许自己对夫差的看法不正确，而伍子胥的看法才是对的，于是就同意了伍子胥的意见。他对伍子胥说：“立太子的事，我就听从您的意见了。”夫差就这样被立为太子。阖闾立太子后不久就死了。临死前，他把太子召来问道：“夫差，你忘了越王杀父之仇了吗?”夫差立即肃然正容回答说：“不敢忘!”这实际上就是要夫差为自己报仇。 阖闾死后，夫差即位，在伍子胥等人的辅佐下，积极准备伐越报仇。经过三年的准备，到了周敬王二十六年春，夫差亲率大军，举行大规模的伐越战争。吴军在夫椒(今浙江绍兴)把越军打得大败，越王勾践只带五千人逃奔到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市东南)上。吴军把会稽山团团围住。越国灭亡的命运似乎已经注定了。 处于生死存亡关头的越国君臣经过紧张的谋划，决定卑躬屈膝，向吴国请和投降，只要能求得生存，就不惜一切代价，然后再作将来的打算。他们还通过贿赂，买通了太宰伯嚭；伯嚭答应帮助吴国说服夫差同意媾和。这样，在越国极其谦卑的言辞恳求下，加上伯嚭的竭力怂恿，也还有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夫差急于北上伐齐，进而争霸中原，也想尽快了结越国的事，因此夫差决定接受越国的求和。 这时，只有伍子胥看到了同越国媾和的巨大危险，因此竭力反对，而主张乘胜前进，将越国彻底消灭，免遗后患。他劝夫差说：“千万不可接受越国的求和!越国和吴国是仇敌之国。吴越二国周围有三江(指吴江、钱塘江、浦阳江)环绕，二国的人民没有别的地方可迁徙，有吴就没有越，有越就没有吴，这种势不两立的局势是任何时候也不会改变的。我听说，陆生者居陆，水生者居水。北方中原地区的国家，我们攻打他们取得了胜利，我们却不能居住他们的土地，不会乘坐他们的车辆；对于越国，我们战胜了他们，却能够居住他们的土地，能够乘坐他们的舟船，这也正是我们攻打越国的利益所在。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大王一定要把越国灭掉!否则将来后悔也来不及了。”伍子胥还举出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说：“夏朝时候太康失国，被有穷氏的后羿夺取了政权。后羿又被他的部下寒浞所杀，帝位又被蹇浞所篡夺。太康和他弟弟仲康在外逃中不久都死了。仲康的儿子名叫相，便去投靠斟灌(今山东寿光县东北)、斟寻阝(今山东潍坊市附近)两个夏的同姓部落。寒浞夺得帝位之后，便大力消灭夏的残余势力。他出兵灭掉了斟灌和斟寻阝，并杀死了相。当时相的妻子正怀着儿子少康，她从一个墙洞里钻出去逃跑了。她跑回了自己的娘家有仍氏(今山东金乡县境)，生下了少康。少康在有仍氏长大成人后，便积蓄力量，努力要恢复夏王朝。后来终于灭掉了寒浞，重新恢复了夏的统治。现在我们吴国远不如过去的寒浞强大，而现在的越国却比过去的少康要强大的多。说不定上天还会使越国重新振兴起来，到那时再想制服它，就很难了。我国介于蛮夷之间，却要保存敌人，以使其强大，用这样的方法来求取霸业，必然是行不通的。”但无论怎么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夫差就是听不进去，终于答应了越国的求和。 伍子胥见过夫差出来后对人说：“越国用十年的时间繁衍积聚，用十年的时间对人民进行教育训练，二十年以后，吴国的宫殿恐怕就要变成沼泽了!” 根据吴越两国的媾和条件，勾践应和他的大臣随夫差去吴国，给夫差当奴仆。周敬王二十六年五月，勾践留文种守国，自己带着范蠡等大臣来到了吴国。夫差把他们君臣密闭在宫中，让他们做苦役。勾践君臣知道，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只有一切隐忍，逆来顺受，才有可能求得吴王夫差的宽宥和赦免，从而获得一条生路。因此他们表现出毫无怨言，一切恭敬从命的样子。夫差见此情景，果然很高兴。 只有伍子胥时刻为此忧虑。他认为勾践君臣一天不除，隐患就存在一天，而且总有一天会酿成大的祸害。因此，他总想找机会劝说夫差杀了他们，以斩除祸根。这一天，他终于找到一个机会，劝谏夫差说：“从前夏桀囚禁了企图反叛他的商汤而不诛，商纣王囚禁了企图反叛他的周文王而不杀，结果时机一过，天道反复，转福成祸，商汤反而杀了夏桀，周武王反而灭了商纣。今天大王您既然囚禁了越君而又不诛，我以为大王是受他们君臣假象的迷惑太深了，这就很难保将来不遭受夏、商那样的祸患。”这一说，夫差倒似乎有些醒悟了，便下令把越王召来，他要亲自盘问盘问。 勾践见了夫差，表现得极为谦卑恭顺。经不住勾践几句好话一说，夫差的心又动摇了，便决定把他关押进石室，先不杀。于是伍子胥又劝谏夫差说：“我听说想成就王业的人攻打敌国，战胜了，就要把敌国的国君杀掉，因此没有怕遭报复的忧虑，从而也就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免除了祸患。现在越王既已被关进石室，应该早下决心除掉他。否则，以后必将成为吴国的大祸患。”但这时伯嚭却在一旁说：“从前齐桓公北伐山戎以救燕，回来后燕君送他，不觉送入了齐国境内，齐桓公便将燕君所到之地都割给了燕国，齐桓公因此而被世人所称颂。当年宋襄公同楚国作战，一定要等楚军渡过了泓水，摆好了阵势，才下令开战，因此人们称赞他讲道义。取得成功的能够留下美名，遭受失败的也有德义可称颂。现在大王能赦免越王，功名就超越前代的圣王了。”夫差听了他们俩人的话，一时犹豫不决。当时他身体不好，正在生病，便说：“这事先放一放吧，等我病好了再说。” 勾践这时感到形势对他很不利，是否能免除一死，并进而逃脱虎口，还命运难卜，因此他内心非常不安。他的谋臣范蠡却安慰他沉住气，并向他献计，让他趁夫差生病之机，进一步向夫差表现自己的忠顺和赤诚之心，以感动夫差，这样来求得夫差的信任和赦免。于是勾践依计而行，通过伯嚭，以求探视夫差的病，并亲尝夫差的粪便。这一下确实让夫差感动了，以为勾践真的是赤心待己，所以当他病好之后，便决定赦免勾践。 夫差为庆贺自己身体康复，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酒宴，特请勾践参加，让他面朝北与己对面而坐，并要求群臣对勾践以客礼相待。勾践在酒宴上为夫差举酒祝寿，称颂夫差的功德，极尽谀美之词。夫差听了非常高兴。只有伍子胥更加忧虑。因为他见夫差正在兴头上，不便扫他的兴，所以等到第二天，他才对夫差说：“在昨天的酒宴上，大王已经看到了吧。我听说，内怀虎狼之心的人，口称谀美之词。现在大王好听一时间的动听的言词，而不考虑万世之忧患；不听忠直之言，而好听谗夫之语。不诛生死仇敌，不灭刻毒之仇怨，这就好像加羽毛于炭火之上，投禽卵于千钧之下，而想求得保全，可能吗?臣听说，夏桀曾登高而知危，却不知怎样才能求得自安。前当白刃的人自知必死，却不知怎样才能生存。受迷惑的人知道反悔，迷路的人知道回头，为时还不晚，请大王认真考虑考虑吧。” 夫差听了伍员的话，很不高兴地说：“我病卧在床三个月之久，竟然没有听到相国您说过一句安慰的话，这说明是相国您心地不慈；又没有见您进献过一次我想吃的东西，心里就没有想起过我，这说明相国您心地不仁。作为人臣，不慈、不仁，还哪里谈得上忠信呢?越王原来被人迷惑，放弃边防守备，导致了国家破亡。现在他能亲率其臣民，来归附于我，这说明了他的义。他亲自做奴仆，妻子作妾，而对我毫无怨色；我生病期间，他来探视我，亲尝我的粪便，这些都说明了他的心慈。他拿出越国府库的所有珍宝钱币，奉献给吴国，并且对自己的亲朋故旧一切都不顾，来追随我，这说明了他的忠信。他用这三条品德来侍奉我，而我竟然听相国的话杀了他，那就是我的不明智，而只求快意于相国之心了。这样做，不辜负上天吗?” 伍子胥说：“大王的话正好把理说反了。老虎伏下身子的时候，是为了有所捕获；狐狸伏下身子的时候；是为了有所猎取。雉(野鸡)的眼睛被彩绸所迷惑因而被拘获；鱼因贪求诱饵以至被捕而死。大王您以为越王归附吴为义，以能尝粪便为慈，以尽献其府库为仁，这实际上不过是越王故意做出的姿态，目的是为了求得生存，大王决不可只凭听言观貌就信以为真。现在越王称臣于吴，恰恰说明了他的深谋；尽献其库府，不表现出一点怨恨之色，这正是为了欺骗大王；亲尝大王的粪便，却正是为了上食大王之心。吴国在越王的言辞中，真是被颂美得够伟大了，而最终吴必将被越所擒!希望大王能认真考虑这个问题。我决不敢为逃避死亡而辜负前王所托，一旦到了社稷变成废墟，宗庙丛生荆棘的时候，难道还可以再追悔吗?”夫差说：“相国算了吧，不要再说了。我不愿再听到这样的话!”夫差终于把越王勾践和他的随臣都赦免回国了。与此同时，他却开始讨厌并疏远伍子胥了。越王勾践回去后积极经营，准备攻吴复仇，而吴王夫差却积极谋划争霸中原。伍子胥之死 吴王夫差要北上争霸中原，首要的打击目标便是齐国。为此吴国已经做了多年的准备，为了解决交通和粮草运输的困难，吴国还特意开了一条人工大运河——邗沟，把江、淮两大干流沟通起来。但伍子胥的想法却与夫差不一样。因为越国未灭，他始终忧心忡忡。他竭力劝说夫差，应把战略重点放在防越上，而不应致力于北上伐齐。但急于争霸中原的夫差根本听不进去。 周敬王三十一年，齐景公死，新君宴孺子即位。宴孺子幼弱，贵族争权，政局混乱。夫差探知齐国的这种情况，非常高兴，认为这正是伐齐的大好时机，便决定兴师北上。伍子胥劝谏说：“前此上天把越赐给吴，而吴不接受，使越国得以继续保存下来。天命是会有反复的!现在越王改弦更张，励精图治，革除弊政，减轻赋税，施民所善，去民所恶，躬行节俭，而务富其民，因此人口繁衍，兵甲渐盛。对于吴国说来，越国的存在就像人的心腹之患。越王一天也没有忘记要打败吴国以复仇。现在大王不注意对付越国，却把矛头指向北方的齐国!那齐国对吴国来说，就好像人的皮肤上所生的疥疮，并非心腹之患。齐难道能越过江淮而来争我吴国之地吗?只有越国才一心想占有吴国的土地。近来大王又很不注意以德抚民，为自己寻欢作乐而大兴土木，修筑姑苏台，劳民伤财。今年上天又夺我民食，灾荒不断，百姓饥困。在这种情况下，大王还要远道伐齐，民众一定会背离您了!譬如野兽群处，其中一兽中箭，那就会引起百兽惊恐逃窜。到时民众一溃散，大王就将无法收聚他们了。到那时越人一定会来袭击他们，大王就将悔之莫及了!”然而夫差不但不听信伍子胥的意见，反而更加疏远他了。 夫差这次伐齐似乎很顺利，不仅没有出现伍子胥所预言的危机，还在艾陵(齐地，今山东莱芜县东)大败齐军。夫差胜利而归，更加趾高气扬。他把伍子胥召来说：“从前我先王在世的时候，大夫您辅佐他开辟基业，西破强楚，是有功劳的。但是现在大夫已经老了，而又不能安分享乐，颐养天年，却成天在那里想怎么给吴国找麻烦。我要兴师出兵，大夫却诬我民众要背离，扰乱我国家的法度，又故意危言耸听，蛊惑民众，说什么伐齐就会导致亡国之祸。现在天降福善于吴，齐军被我降服了。我不敢自己夸功，这都是托福于先王的神灵。现在我冒昧地把战况通告给大夫。”这实际上是在责备伍子胥，夫差显得很得意。 伍子胥听了夫差这番意得志满和责备自己的话，心里想，这样下去，吴国的大业就一定会葬送在他手中，因此还要尽自己的努力，来劝说吴王，试图使其醒悟。伍子胥说：“从前吴国的先王世世都有辅弼之臣，因此善于决疑防患，而使国家不致陷于大难。现在大王竟想抛弃老臣，而与那些不经事的头脑发热的年青人合谋，说什么‘我的命令他们不会违背’。不违背您的命令，实际却是违背治国之道了。只知一味顺从而不违背您的意志，这正是亡国的阶梯啊!天要想抛弃谁，一定先会满足他的一些小的**，让他得意忘形，而大的灾祸却紧跟在后头。大王这次如果伐齐而未能获胜，恐怕还会觉悟，而吴国的大统还能继续。这一打了胜仗，就更加迷惑了。我们的先王要想取得的，就一定有正道可以得到；想要抛弃的，也一定有正道可以把它抛弃掉。因此一直到他们去世的时候，都能保持国家的强盛。纵然偶有危机出现，也能及时消除。大王现在却不能以正道去获取，必将导致吴国的短命，大王不可不深思啊!”但这些话丝毫不能打动夫差。 然而越国的日益强大毕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夫差也不能不有所忧虑了。所以到周敬王三十六年，当他再次北上伐齐之前，为了消除可能发生的后顾之忧，同时也为了试探一下越国的实力和态度，他决定先伐越。越王勾践采用文种的计谋，仍然卑躬屈膝地向吴国求和，做出一副对吴国永远忠诚、毫无二心的姿态，同时又拿出许多珍宝财物来贿赂夫差周围的人，使这些人也都一个劲地帮越国求情。于是，夫差又动心了，便决定接受越国的求和。伍子胥看到夫差将再一次错过灭越的机会，便劝谏道：“越国是我国的心腹大患。我们两国同处于一块土地上，他们对我国是有**的。他们的驯服，不过是为了达到他们的**，并非出于真心。不如趁此时灭了他们。我们攻打齐国，所获得的土地，对我们来说就好像满是石块的田，毫无用处。越国要是不成沼泽，吴国就将被灭掉。让医生看病，却说‘一定要留下病根’，是从来没有的。《盘庚之诰》说：‘如果有猖狂捣乱而不听话的，就统统诛灭而不留后代，切不可让他们留下逆种!’这就是商朝所以兴起的原因。现在您却反其道而行之，这样还想使吴国强大，怎么可能呢!”伍子胥的话是如此激切，但夫差不仅听不进去，还颇为反感。 夫差为了不再听伍子胥说东道西，便派他出使齐国。临行前，伍子胥对自己的儿子说：“我多次劝谏王，而王不听。我现在就已经看到吴国的灭亡了。即使你们一起跟着灭亡，也没有用处，不如到齐国去避祸吧。”于是他趁出使齐国的机会，把儿子暗中托付给了齐国的贵族鲍氏，这就是后来齐国的王孙氏。 伯嚭因与伍子胥的政见不一，两人的矛盾已经越来越深。当他得知伍员把儿子托付给齐国鲍氏，便乘机在夫差面前攻击伍子胥说：“子胥为人刚暴，待人少恩而又猜忌。他对大王您充满怨恨，恐怕将会酿成不测之祸患。前次大王伐齐，子胥认为不可，大王终于取得大功而回。子胥耻于他的计策不被采用，反而怨恨大王。现在大王又要伐齐，子胥刚愎自用，一味强谏，动援军心，只希望吴军战败，以证明他的谋略正确。现在大王亲率大军伐齐，国内空虚，子胥出使齐国回来，却装病不起，不随大王出征，大王不可不备。他要乘大王出征之机在国内兴起祸乱，是不难的。况且我已经使人暗中探知，他前次出使齐国时，已将自己的儿子托付给了齐国的鲍氏。作为人臣，在国内不得意，竟向外求助于诸侯!他自以为是先王的谋臣，而现在不被信用，因此常心中怨愤。希望大王早作打算。” 听了伯嚭这番话，夫差说：“不光是您这样说，我也很怀疑他呢。”于是夫差便决定，北伐之前先除掉伍子胥。他派人去赐给伍子胥，把名叫属镂的剑，对伍子胥说：“请你用这把剑自裁吧!”伍子胥仰天长叹说：“啊!谗臣伯嚭作乱，大王反而杀我。是我使你的父亲成就了霸业。你未立为太子时，诸公子争位，是我不顾杀身之祸，在你的父王面前为你争得了太子地位。你立为太子之后，为感激我，想要分吴国给我，我不敢期望，坚辞不受。然而今天你却听信谀臣的谗言，竟然要杀死长者!”于是他吩咐自己的门人说：“我死后，请你们一定在我坟上种上梓树，使它长大后可以做棺材，把我的眼珠抠出来，悬在吴国的东城门上，我要亲眼看着越军怎样进城消灭吴国。”说罢，便用剑自刎而死。伍子胥这里所说的棺材，是在暗示吴国必亡，这棺材给夫差使用。 夫差听人报告了伍子胥临终前说的话，大怒说：“你想看见的事，我决不让你得见!”于是命人用一只皮革做的袋子把伍子胥的尸体装起来，抛入江中。 伍子胥死后，吴人哀怜他，便在江边的山上立祠祭奠他，并把这座山叫做胥山。 夫差杀伍子胥之后，便挥师北伐，打败了齐国。一时间，吴兵气势嚣张，横行于江淮间。周敬王三十八年，夫差在两次大败齐国之后，自以为已经是天下无敌了，便大会诸侯于黄池(今河南封丘)，并与晋国争做盟主。然而正当盟主地位似乎唾手可得的时候，越国乘吴国国内空虚，发兵袭破了吴都姑苏(今江苏苏州市)，并杀死了吴太子。夫差不得不将与晋争霸的事草草收场，仓皇回师，但已来不及了。 后来越又多次伐吴。周元王三年(前473)，越国终于把吴国消灭了，夫差也自杀而死。临死前，他终于醒悟过来，痛斥伯嚭说：“是你为臣不忠不信，亡国灭君!”随即杀死了伯嚭。接着他愧恨万分地说：?我悔不用子胥之言，而落得今天这个下场。我有何面目见子胥于地下!”遂自杀而死。吴国的这种结局被伍子胥一一言中。 屈原之冤 提起屈原，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他的名字和民间节日端午节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屈原是农历五月初五投入汩罗江，于是这一天便成了人们纪念这位伟人的日子。这一天，滔滔湘江，浩浩洞庭，千帆竞渡，百舸争流，万众呼唤： “魂兮，归来，三闾大夫——” “魂兮，归来，三闾大夫——” 生不逢时 屈原，湖北省秭归县人，楚威王元年(前339)，出生在楚国一个破落了的旧贵族家庭。他的家族曾是楚国的贵族，其祖先与楚王同姓，因此他与楚正是同一始祖的子孙，这个始祖就是古代传说中的高阳颛顼氏。相传，颛顼兴起于高阳地方，他有一支叫做季连的六代孙开始姓芊，楚国就是他的后代。周文王时，季连的后裔鬻熊的曾孙熊绎因祖上有功，被封在楚，住丹阳(今湖北省秭归县)。这就是楚国建国的开始，而熊绎便是楚国的第一代国君。可见，楚国本应该姓芊，到鬻熊以后姓熊。屈原与楚王同姓，则也应姓芊或熊，到春秋初年，屈原的祖先、楚武王熊通的儿子瑕受封于屈地为卿，才把“屈”作为氏的称号，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姓氏逐渐不分，屈原祖先的氏号“屈”便被作为他家的本姓而流传下来。 因为屈原家族是楚国的王族，所以他的许多先人都曾担任过楚国的重要官职，发挥过重要作用。如屈重、屈完、屈建等。据史书记载，他们或是善于辞令的外交家，或是统领千军万马的将军，曾给屈氏家族带来过极大的荣誉。但到战国时期，屈氏家庭开始衰落下来，在政治上虽仍能够保持贵族身份，但经济上已经十分贫寒了。 屈原诞生的年代，正值我国历史上的战国社会末期。伴随着屈原童年、少年、青年时期的，是席卷整个中国大地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战乱。当时，由于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从而推动和促进了生产关系的变革，新兴的地主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日益要求参与变革和掌握国家政权。而腐朽的奴隶主贵族势力仍顽固地维护反动落后的政治统治。这种实质性的斗争具体表现为：七个强大的诸侯国家——齐、楚、燕、赵、韩、魏、秦，都积极任用革新派人物，在本国实行变法，富国强兵。同时互相进行激烈的拼杀征战，企图以自己为主统一中国。 七国之中位于西方的秦国，原来经济、文化都很落后，但由于在秦孝公时重用了卫国人公孙鞅(因仕秦有功，封于商地，号商鞅)实行变法，并取得了较为彻底的胜利，所以到战国中期竟后来居上，一跃而成为七国中最强大的国家。秦强大之后，立即对其他六国展开强大的攻伐，给山东六国(因六国均位于秦以东的崤山之东)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当时的山东六国中，最有可能与秦抗衡的便是——楚国。楚国是战国七雄中地域最大的国家。它的国界北至中原，与韩、魏、齐等国为邻，西至黔中(湖南沅陵)、坐郡(四川巫山)，与巴蜀和秦为邻，南到苍梧(湖南九嶷山)，东达海滨。楚国的建国和开发虽不及北方黄河流域历史久远，但由于南方江汉流域富庶的自然条件和广大人民的辛勤劳动，经济、文化发展很快，到春秋中期，楚国政治、军事上都已达到鼎盛时期，当时的国君楚庄王继齐桓公、晋文公之后成为中原又一霸主，成为史称的“春秋五霸”之一。战国时期，楚国国力更加强大，生产力发展水平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 但到战国中后期，楚国的政治、军事状况和实力却日益腐朽和衰落。这是由于楚国的奴隶主贵族腐朽势力十分顽固和强大，他们在楚王周围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集团，千方百计阻止和破坏一切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改革措施。战国初期，楚悼王曾任用卫国人吴起为丞相，制定了一整套抑制奴隶主贵族势力、富国强兵的变法措施。一度使楚“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但是，由于楚国旧贵族势力的处处对抗，使吴起的政治主张难以彻底贯彻实行。支持变法的楚悼王在世时，楚的贵族旧势力就企图杀害吴起，等楚悼王一死，甚至尸骨未寒，吴起便立即被杀，他制定的新法也随之废除，这种倒行逆施的结果，使得楚国实力逐渐衰落，到楚怀王即位时，楚国表面上虽然还很强大，但实际上军事实力和政治声望都已远远落后于秦国。楚怀王也清楚地看到了这种局势，曾哀叹道：“寡人自料以楚当秦，不见胜也；内与群臣谋，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摇摇然如悬旌而无所终薄。” 面对当时这种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局势，楚国和山东六国中的其他五国都十分清楚地感到秦的威胁。同时也产生了联合抗秦的要求。从公元前334年开始，山东六国相继接受了洛阳策士苏秦关于联合抗秦的主张，委他挂六国相印，由南到北组成一条纵线抗击秦国，这就是历史上的“合纵”政策。在“合纵”过程中，楚国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一度居“长”的地位。与此同时，秦国也在公元前328年，用魏国人张仪为丞相，采取分化瓦解，远交近攻的策略对六国进行各个击破，史称“连横”。“合纵”和“连横”两种势力斗争的结果，也就决定着秦和山东六国生死存亡的命运。 屈原就是在这种战乱而复杂的年代中成长起来的。高贵的家族出身使他从小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超群的才华和非凡的抱负。他比一般的楚国人更关心楚国的命运和前途。 第一次被放逐 公元前329年，楚威王去世，次年由其子熊槐即位，是为楚怀王。楚怀王统治时期，还是很有一番作为的，对内发布限制旧贵族的法令，对外出兵打败魏国。年轻的屈原看到楚怀王有变法图强的要求，便于怀王十年(前319)，怀着崇高的理想和一腔爱国热忱，从家乡秭归来到楚都郢(今湖北江陵西北)。开始，屈原担任文学侍臣。他利用在工作上的便利，以自己渊博的知识，明于治乱的本领和善于辞令的特长，和楚怀王高谈阔论。从远古怎样开头，到天地怎样形成，从吴起变法的失败，到商鞅变法成功，从秦楚两国的对比，说到变法的必要，终于赢得了楚怀王的信任。怀王十一年，屈原由文学侍臣被擢升为左徒。左徒在当时的楚国是一个很重要的官职，地位仅次于今尹(宰相)，能参与商讨国家大事，负责发布命令，接待各国使节，处理外交事务。这一年，屈原才二十二岁，他踌躇满志，决心像伊尹、吕望辅佐商场、周文王那样去辅佐怀王，解决当时楚国在内政外交上面临的问题。 楚国当时在外交上没有确定的策略。楚怀王缺乏政治远见，自恃武力强大，不时攻打周围邻国，结果使自己陷于孤立。屈原明白楚国的有利条件，但他也正视秦强于楚的客观事实。他向怀王分析了形势后，提出楚国在外交上必须采取合纵政策，最重要的是联齐抗秦。楚怀王听了屈原对各国形势的分析，觉得很有道理，决定在外交上实行联齐抗秦的政策，即派屈原出使齐国，谈判两国联盟的事宜。当时齐国的国君是齐宣王，由于齐国以前不断受到楚国的进攻，他开始时对楚怀王要求与齐联盟表示怀疑。但在屈原的说服下，终于同意签订盟约。之后，楚齐等山东六国在楚都郢开会，结成合纵联盟，并推举楚怀王为“纵约长”，联合攻秦。联军虽在军事上没有什么结果，但也给秦国以很大威胁，使其不敢再轻视楚国。 随着楚国地位的提高，楚怀王感到屈原主张的外交政策取得了成功，因此对他更加信任和器重。于是决定采纳屈原的建议，修明法度，在内政方面实行改革，并任命屈原秘密着手起草一部《宪令》，待将来公布实行。 正如任何革新和进步都无一例外地会遭到保守势力的阻挠和反对一样，屈原的政治措施也很快成为楚王周围盘根错节的奴隶主贵族势力诋毁和攻击的目标。 首先向屈原发难的是上官大夫靳尚。他和怀王少子子兰都是楚怀王的亲信近臣，他们互相勾结利用，形成怀王身边的一个腐朽反动集团。看到怀王重用屈原，他们心中自然不满。一次，屈原接受怀王的命令，草拟了一份新的政策法令，稿子还没有写定，心怀叵测的靳尚就要强行抢来按自己的意思改动。屈原为保守国家机密，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坚决不把草稿交出去。这样就惹怒了靳尚，他便到怀王面前去告屈原的状，并煞有介事地说：“现在外面的人都在私下议论大王让屈原起草《宪令》的事!这件事除了屈原以外，还有谁会泄露出去呢?他还对别人说在楚国除了他，别人是订不出来的。连大王您也干不了……”一向妄自尊大、自以为是的楚怀王听了靳尚的谗言，不仅认为屈原泄露了国家秘密，更使他恼怒的是，屈原连他这个大王也不放在眼里。回宫后，又听宠姬郑袖添油加醋地说了屈原的一些坏话，不禁对屈原厌恶起来。正当屈原废寝忘食地伏案起草《宪令》，立志报效国家的时候，突然传来了楚怀王的命令，免除了他的左徒官职，降为三闾大夫。 三闾大夫是楚国特设的一种官职，主要掌管屈、昭、景三姓的宗族事务，主持教化，没有什么实权。楚怀王把屈原降为三闾大夫，实际上是将他从高级领导集团中赶了出来。事后，屈原一次次地向楚怀王表示自己的忠贞，但奏章根本到不了怀王手里。 当时的七国形势，秦虽然已十分强大，但也一直害怕山东六国的联合抗击，特别担心地域最大的楚国和财力最雄厚的齐国的联合。为了破坏这种联合，楚怀王十六年，秦派“连横”的代表人物张仪到楚国游说。张仪用重金买通了靳尚等人，并诱骗楚怀王说：“秦国最憎恨的是齐国。楚国如果能断绝与齐因的联合，秦国愿把商於地方的六百里土地作为礼物送给楚国。你们如同意这样做，则既削弱了齐国，又和好了秦国，同时还使自己增加了土地，这样一举三得的好事，大王何乐而不为呢?”贪图小利的怀王果然听信了张仪的话，答应断绝与齐国联合的要求，还马上拜张仪为相国，连着几天摆起庆贺的酒宴，乐不可支地宣布：“我们要收回商於地方了。” 屈原此时正出使齐国，得知消息后，赶回楚国，极力阻止，但为时已晚。屈原埋怨头脑简单的楚怀王，痛恨里通外国的靳尚之流，更担心楚国的前途。看到自己的理想不能实现，留在郢都已无益，屈原便回到秭归，处理王族中的事务，并密切关注着楚国事态的发展。 楚怀王断绝了与齐国的结好联盟后，派人到秦国去接受六百里封地。当楚国的受地使者来到秦国时，张仪却谎称酒后摔伤，不能见客，闭门三个月不露面。楚使没有办法，只好回去报告了怀王。怀王不但不醒悟，反而猜想是秦国认为他和齐国的关系断绝的不坚决。于是又派人到齐国，当着齐王的面将齐辱骂了一番，齐王又气又恼，竟转而与秦国结好。这样，张仪破坏楚齐联盟的目的已达到，便将六百里的许诺变为六里。楚怀王这时才发觉自己上了秦国的当，一怒之下，发兵讨伐秦国。公元前312年春，楚与秦在丹阳交战，结果楚军大败，将士死伤八万人，许多将领被俘，还损失了汉中一带六百里的土地，怀王损兵折将，更加恼羞成怒，倾全国兵力第二次伐秦，两军在蓝田大战，楚又遭到惨重的失败。这时，韩、魏也乘机出兵袭击楚的后方，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怀王只得忍气退兵。 受了秦的愚弄欺骗，又接连吃了两次败仗，楚怀王稍微清醒了一些，他后悔不该对齐那样背信弃义，孤立了自己。于是便把一直主张联齐的屈原召回，派他前往齐国去寻求谅解，以图再度联合。屈原毫不计较个人的恩怨，于怀王十八年，受命第三次出使齐国。 正当屈原前往齐国作再度联齐的说服工作时，秦国又在窥测时机，玩弄新的权术了。他们派人到楚国求和，还发誓愿将刚夺到手的原楚汉中一带六百里土地分一半给楚。怀王怀恨未消，说：“我只要张仪的脑袋，不要什么土地。”胸有成竹，对楚内部情况了如指掌的张仪也果真自愿赴楚。靠着用重金买通的上官大夫靳尚和楚王宠姬郑袖的帮助，他不但毫毛未损，反而与楚达成了“叛纵约而与秦合亲、约婚姻”的协议，然后凯旋而归。 张仪刚走，屈原风尘仆仆地从齐国回来了，他听到了张仪来楚的经过，又气又急，力劝怀王说：“为什么不杀掉他呢?”但是当怀王再次后悔，派人去追赶时，张仪早已跑掉了，就这样，楚国再次失信于齐国而投入秦国的怀抱，屈原联齐的成果轻易被葬送了。不久，重用张仪的秦惠王死了，张仪逃到魏国，很快也死在那里。这之后，齐又曾写信给楚国，争取怀王联合抗秦，而楚也一度与齐、韩联合。但是，当秦昭王即位后，又开始拉拢楚国。刚愎自用、反复无常的楚怀王也就再度听从秦的摆布，于公元前304年与秦正式联盟，并作了秦国的女婿。 屈原竭力地反对怀王亲秦背齐，一再苦谏。靳尚、子兰恐怕屈原破坏了他们背齐亲秦的政策，也不断地在怀王面前诋毁屈原，并威胁怀王说：“秦最恨亲齐的屈原，现在秦楚已结盟，可屈原还在攻击秦国，万一秦国怪罪下来，那楚国不就要大祸临头了吗?以臣等之见，应该将屈原论罪，以示守信于秦。” 昏庸的怀王听信了靳尚、子兰的谗言，便于怀王二十五年，将屈原治罪，定为流刑，驱出郢都，放逐到汉北(汉水上游，今湖北郧、襄一带)。汉北是楚国的边陲，紧靠已被秦夺去的土地。来到这里，屈原触景生情，感慨万千，写下了他的不朽的诗篇——《离骚》，表达了他忧国忧民的感情和为理想而英勇献身的精神。 第二次被放逐 在屈原第一次被放逐期间，秦曾几次发兵伐楚，使楚遭到很大的损失。怀王又感到了秦的凶狠，有心与齐重修旧好。于是，他派太子熊横作人质住到齐国，又下令召回了被放逐汉北的屈原，准备通过屈原的游说调解恢复楚齐联盟。这样，怀王三十年，放逐了五年之久的屈原重回郢都。 就在这一年，秦军在攻陷了楚的八座城池，军事上占了对楚的绝对优势之后，派人送书信给怀王，要求与怀王在武关(今陕西商县东)会面结盟。面对这封吉凶莫测的来信，怀王感到左右为难，前往武关吧，又怕再次上当，不去吧，又担心惹恼了秦国。这时，屈原极力劝阻怀王不要前往，他说：“秦乃虎狼之国，毫无信义，楚国已多次被秦所骗，大王千万不可自投罗网!”靳尚则说：“不然，楚不能敌秦，因而屡次兵败将死，国土日削。现在秦欲与楚复好，如果拒绝了他，秦王必震怒，定会增兵伐楚。以臣之见，大王切不可得罪于秦。”怀王犹豫不决，就问少子子兰。子兰娶秦女为妻，以为婚姻可恃，力劝怀，力赴会，他说“秦楚之女，互相嫁娶，亲莫于此。秦以兵相加，还要求和，今欢然相会，怎可不去?上官大夫所言极是，大王不可不听。” 怀王昏聩，心本惧秦，又被子兰、靳尚二人撺掇不过，遂答应秦王赴会，在一帮亲秦派官员的簇拥下去了武关。果然不出屈原所料，怀王刚入关，就被秦软禁。秦以割取楚巫、黔等郡的条件相要挟，怀王不肯。怀王悲愤交加，哀叹道：“悔不听屈原之言，至有今日。靳尚、子兰误我!”最后怀王被秦长期扣留，最后落了个客死秦邦为天下笑的下场。 楚怀王的死，是屈原政治生命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怀王在世时，屈原就同旧贵族集团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双方都是以争取怀王的支持为主要手段，而怀王在早年的确还有一点改革楚国政治、富国强兵的念头，所以屈原虽屡次被疏远，但他在内政外交方面的一些主张还能够被怀王接受，他本人还不时受到重用。 公元前298年，楚怀王的儿子熊横即位，是为顷襄王。他即位之初，就彻底地跪在了秦的脚下，忍辱投降，对内更是荒淫腐朽。人民对屈原的敬仰，引起了他的嫉恨，就在他即位的第三年，即公元前296年，再次将屈原逐出郢都，流放江南。 抱恨归汩罗 屈原从郢都出发，沿长江北岸东行，在起初的三年中，他还抱有朝廷将他召回的幻想。后见无望，才向南渡过大江和洞庭湖，辗转进入湘西地区。这里是荒僻之地，到处是深山野谷。林中阴深昏暗，不见天日；四处猿猴嘶叫，令人毛骨耸然。在这极其恶劣的环境里，屈原与世隔绝，跋山涉水，遍尝了漂泊困顿的苦楚，产生过各种各样复杂的想法。但不管环境多么险恶，十几年的漫长岁月过去了，他对祖国的复兴的信念一直没有泯灭。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下郢都，楚王东迁陈城(今河南淮阳)的消息传来，处于孤寂凄苦境地中的屈原受到了致命的一击。国都是国家的象征，国都沦陷，意味着亡国在即。屈原为复兴楚国奋斗了一生，至此，他的追求和希望完全破灭了。 长年的放逐生活和希望理想的破灭，屈原已被折磨得面色憔悴，形同枯槁。他经常在湘水旁徘徊独吟，以发泄心中的忧怨。一次，有位渔翁在江边遇到他，惊奇地问道：“你不是三闾大夫吗?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屈原愤然地说：“世人皆浊我独清，世人皆醉我独醒，所以我被放逐了。”渔翁又问道：“世人皆浊，何不搅其烂泥汤扬其污水?世人皆醉，何不食其酒糟而啜其余汤?为什么要表现得那样清高，而使自己招致放逐呢?”屈原却摇头说：“我听说，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那正是为了不让干净的身体遭受脏物的玷污，我宁可跳进江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又怎么能使自身的皓皓之白，蒙上世俗的尘埃呢?” 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夏历三四月间，屈原来到长沙附近，他再也不想流浪下去了，决定以身殉国。五月初五日，六十二岁的屈原自沉于汩罗江。在这里，他内心虽然悲怆和痛苦，但为坚持崇高的理想而死，他的胸怀又是坦荡的。所以在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留给人世的最后诗篇《怀沙》中，就不再过多地流露出忧思愁苦、悲怆凄切的感情，而是分析黑暗的社会现实，清醒地总结了自己坎坷的一生。 桑弘羊之冤 桑弘羊是西汉时期杰出的理财家，曾协助汉武帝实行了一系列富国安民的政策，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不料，在年逾古稀之时，桑弘羊却被杀了头，灭了族，成了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牺牲品。 精于理财功劳高 汉景帝四年(前153)，桑弘羊出生在洛阳的一个商人家庭里。战国时期，洛阳已发展成为一个著名的工商业城市，东到齐鲁，南到梁楚(今河南、湖北)，都有洛阳商人的足迹。西汉时，洛阳更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五万多户，约三十万人口，与河北的邯郸、山东的临淄、四川的成都、河南的宛(今南阳)齐名的“富冠海内”的名城。童年时代的家庭教养和社会环境的熏陶，对他的成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十三岁的时候，他便在计算方面达到了相当熟练的程度，那时候一般的商人计算数字时都要用筹码，而桑弘羊可以不用筹码，只要心算就行了。 根据西汉的官制，家产在五百万钱以上的，自备车马衣服，便可以到京师为郎，称为“赀选”。郎的职务是负责守卫宫廷门户，皇帝出行时担任仪仗扈从。郎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等。景帝后元三年(前141)，汉武帝刚刚即位，桑弘羊便被召进了宫廷，做了武帝的侍中，这一年他十三岁。侍中为加官，从列侯、将军、卿、大夫、将、都尉、尚书、太医、太官令(主皇帝膳食)直到郎中，都可以加官为侍中。侍中原为皇帝的侍从，汉武帝时为强化皇帝个人的权力，以限制丞相的权力，选拔了很多有才能的人到他身边作侍中。这些人可以出入宫廷，和皇帝关系很密切。其中有的人可以参与议论国家的政策，遇有重要政事，皇帝还常常让他们和朝廷上的大臣进行辩论。这样，在武帝时逐渐形成了中朝与外朝并列的局面。由皇帝及其亲近侍从组成的中朝，事实上成了决策机关；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只不过是执行的机关。侍中名义上是皇帝的侍从，但在政治上却是实权派。尽管当时武帝即位不久，还没有把政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时候的桑弘羊只能充任一个普通侍从的角色，但由于他久任此职，长期生活和工作在武帝身边，深受武帝思想的影响，使他逐渐成为武帝的得力助手。 桑弘羊任侍中长达二十六年之久(从景帝后元三年初武帝即位至元鼎二年，即前141年至前115年)。这二十六年的历史中，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这对桑弘羊一生的事业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柔弘羊初为汉武帝侍中时，距汉朝建立已有六十多年，地主阶级政权逐渐巩固，国内基本统一，社会经济有很大的好转。但是与此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许多矛盾，尤其是汉与匈奴的矛盾，汉武帝即位不久，便利用了汉初七十年间劳动人民所创造的大量物质财富，针对上述矛盾，在政治、经济、思想、军事以及民族关系等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这些措施有些是适应了社会的需要和历史发展的趋势，但同时也给人民带来许多痛苦和灾难。其中耗费民力最大、影响最深的就是他对边境少数民族的用兵，特别是连年对匈奴的战争。 元光二年(前133)，武帝曾向大臣征求派兵攻打匈奴的意见，但是当时西汉政府中多数人都对匈奴怀有畏惧心理，坚持和亲政策，反对和匈奴作战。以大行令王恢为代表的主战派和以御史大夫韩安国为代表的主和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汉武帝毅然采纳了王恢的建议，派遣马邑人聂翁引诱匈奴单于深入，汉朝以三十万大军埋伏在马邑(今山西朔县)附近的山谷中，准备一举歼灭匈奴的主力。不料匈奴单于在中途发觉了这个诱兵之计，迅速撤兵，逃回边境。从此以后，汉与匈奴彻底决裂，开始了长期而频繁的战争。 二十多年连续的对外战争，从其积极意义上看，它制止了匈奴奴隶主贵族对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野蛮掠夺，保卫了汉朝边境地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先进的农业生产，加强了汉朝和西域的经济文化联系，开辟了西域的交通，使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汉初七十多年的积蓄，也由于战争而出现了“县官(即天子或官府)大空”的局面，财政出现崩溃的危机。同时汉武帝为了弥补大量的军费开支，对农民进行“民赋数百”的残酷剥削。农民贫困破产，而富人却乘机大肆掠夺。尤其是一些商人地主，他们用贱买贵卖的办法来掠夺农民。另外一些垄断盐铁生产的手工业主兼商人，利用控制这种营业变成豪富。 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中央集权，加强对匈奴的防御和反攻力量，汉武帝开始重用“兴利之臣”。其中一个重要人物，就是桑弘羊。元帝元狩三年(前120)，桑弘羊被任命为“以计算用事侍中”。武帝元鼎二年(前115)，桑弘羊以侍中出任大农丞，这是桑弘羊正式从事财政工作的开始，这一年他三十九岁。 桑弘羊任大农丞，前后不过五年，在这短短的五年中，他做了三件大事，开始表现了他在理财方面的才能和魄力。 一是算缗告缗令。算缗是国家向商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告缗是反商人瞒产漏税的一种强制办法。根据《史记·平准书》记载，算缗告缗令包括四方面的内容： 凡属工商业主、高利贷者、囤积商等，不论有无市籍，都要据实向政府呈报自己的财产数字。政府规定：凡值二缗(一缗为一千钱)抽取一算，一算为一百二十文；一般小手工业者，每四缗抽取一算，这叫“算缗”。 除官吏、三老(乡官、掌教化)和北边骑士外，凡有轺车(即小马车)的，一乘抽取一算；贩运商的轺车，一乘抽取二算；船五丈以上的抽取一算。 隐瞒不报、或呈报不实的人，罚戍边一年，并没收他们的财产。有敢于告发的人，政府赏给他没收财产的一半，这叫“告缗”。 禁止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家属占有田地和奴婢，敢于违抗法令的，即没收其全部财产。 这些法令对那些拥有巨资的大工商业主是很不利的，因此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但在桑弘羊的坚持下，终于推行下去了。尤其是告缗令的推行，中等以上的商贾之家，大都被告发了，没收了上亿的财产和成千上万的奴婢。没收的田地更多，大县有几百顷，小县百余顷，不少中等以上的商贾因此倾家荡产。而政府的收入却大大增加了，国库也充实起来。 二是统一铸钱。汉初，政府对铸钱采取放任政策。当时政府铸造的钱币与实行重量悬殊很大，如刘邦时的荚钱(即五分钱)，吕后的八铢钱，文帝、景帝时的四铢钱，币面都是半两(二十四铢为一两)，实际重量却往往不足。钱币铸造不统一，铜钱大小、轻重又不一致，所以币制非常混乱，这给私人铸造劣钱造成了可乘之机。币制不统一，劣钱大量出现，势必会造成市场混乱，社会不安，特别是铸币权掌握在贵族富豪手里，他们可以依仗经济势力与中央对抗。元鼎四年(前113)，桑弘羊提出了整顿币制的措施。一方面把铸币权收归中央，禁止各郡国私自铸钱；另一方面又统一货币，下令郡国销毁旧钱，把铜输送中央，另造新的五铢钱，由掌管上林苑的水衡都尉所属钟官、技巧、辨铜三官分别负责鼓铸、刻范和原料供应，新币是由上林三官管理铸造的，所以又称“上林钱”或“三官钱”。当时三官钱通行全国，是惟一合法的钱币。 三是假民公田和移民屯垦。这是桑弘羊为解决对匈奴连年用兵、粮食不足的困难，以及安置流民，巩固汉朝边防所采取的一项措施。“假民公田”即政府将内地官田租给农民耕种，向农民征收假税(即田租)。“移民屯垦”即征发戍田兵士，进行军事屯田。这一措施使一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重新回到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一方面大批的流民得到安置，缓和了因土地兼并引起的阶级矛盾，另一方面使内地许多土地得到垦殖，西北边郡也得到初步开发。 桑弘羊在理财方面表现出的出色才能，使汉武帝极为欣赏。元封元年(前110)，桑弘羊被提升为治粟都尉，并代理大农令，挑起了总管国家财政经济的重担。这一年，桑弘羊四十四岁。天汉元年(前100)，桑弘羊被正式任命为大司农。他从代理大农令到大司农，共十三年的时间，这个时期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也是桑弘羊在财政工作中最有成效的时期。这一时期，他参与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重要的财政政策。 一是盐铁官营。关于盐的官营，实际上采用的是“民煮归官”的办法。盐户由政府招募，煮盐的费用由盐户自己承担，政府只供给他们生活费用和煮盐的铁锅，煮成的盐由盐官负责统购统销。关于铁的官营，是在产铁的郡设置铁官进行生产，不产铁的郡设置小铁官负责销售。盐铁官营以后，生产规模扩大了，也大大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而桑弘羊自己更认为官营盐铁不仅有利于国计民生，而且还有杜绝豪强兼并，消除地方割据势力，巩固国家统一的作用。后来他之所以遭到大工商业主和贵族官僚地主的激烈反对，其原因即在于此。 二是均输平准。均输是西汉政府通过赋税的形式，对于从民间征用的各类物资实行调剂的一种手段，即各郡国应上交中央的贡物，一律按当地市价，折合成当地出产的、价格低廉的土产品，交与均输官，再由均输官运往缺乏这些产品的地区高价出售。这样既可免除各郡国输送贡物入京师的困难，又能随时调剂中央所需要的物品。同时封建官府不费一文即可得到土特产品，在辗转贸易中获得巨大利润。平准是为了统制商品的交换和买卖，平衡商品价格，在京师长安设立的一个机构，即大农诸官以各地输进的物资和工官所制造的各种产品为资本，当京师某种商品涨价时，即贱价抛售；反之，如果某种商品跌价时，即大量收买。它的任务是稳定京师市场物价，打击工商业主的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活动。桑弘羊创立的均输平准，对于增加封建国家的收入，以缓解财政困难，成效是很显著的。因此，武帝赐桑弘羊爵为左庶长，黄金二百斤，以示鼓励。 三是酒类专卖。天汉三年(前98)，实行酒榷法。即由官府供给私营酿酒作坊以谷物，酒曲等原料，规定酿造的格式，具体生产由私营作坊分散独立经营，酿成的酒归官府所有，私人不得出售。这样，官府虽不垄断生产，但却控制全部产品，实行专卖。酒类专卖后的赢利是相当可观的，它与当时的盐铁、均输并称为国家主要财政来源的“三业”。这三业的实行，为扭转武帝时的财政危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轮召诏令露祸端 天汉四年(前97)，桑弘羊被贬为搜粟都尉。在这之前，桑弘羊有一个子弟犯法，被执金吾(负责京师的治安)杜周逮捕。按照法律，子弟犯法，父兄要连坐。所以桑弘羊的被贬官可能与此有关。但是桑弘羊被贬职后，直到昭帝始元六年(前81)杨敞被任命为大司农止，中间有十六年，大司农的职务一直空缺着。这可能是由于桑弘羊子弟犯法，照法律他必须连坐受处分，所以降职为搜粟都尉，但是桑弘羊在理财上深受汉武帝的信任，而大司农一职当时又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所以汉武帝就采取了一个折衷的作法，一方面罢了桑弘羊大司农的职，另一方面又让他代理大司农的职务。 从元鼎二年(前115)桑弘羊负责财政以来，所实行的各种经济政策，一方面打击了大工商业主和地主豪强势力，巩固了地主阶级中央集权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使西汉政府在工商业方面的收入有了大幅度的增加。那时候，战争的巨大费用，以及汉武帝个人穷奢极欲的挥霍赏赐，大都是从这些收入中开支的。但桑弘羊的经济政策仅仅是暂时缓和了一下封建国家的财政危机，不可能解决社会的根本问题。农民的负担仍然很重，阶级矛盾仍然在不断加深，农民起义在各地爆发。汉武帝认识到这种形势，因而决定改变自己的内外政策，实行对外暂时变攻为守，对内恢复休养生息的办法，以缓和激化了的矛盾。 征和四年(前89)，桑弘羊上疏，建议屯田轮台(今新疆轮台县)。轮台地处塔里木盆地的中心，是汉朝到西方去的使节和商队来往的必经之地。轮台以东，焉耆、危须、尉犁(均在今新疆境内)一带，则是匈奴僮仆都尉经常驻扎的地区。桑弘羊认为如果在此处屯田，不仅可以开垦良田五千余顷，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国库收入；而且对进一步排挤匈奴在西域的势力，保卫中西交通及汉朝西北边郡的安全，也有重大意义。 桑弘羊的这一建议，从长远来看，确实是征服匈奴的有效办法。后来昭帝时，霍光就曾采用这个办法在轮台屯田，到宣帝、元帝时，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它却不适合汉武帝当时的形势，所以汉武帝抓住这个问题，下了有名的轮台诏令。在诏书中批评桑弘羊的建议是“扰乱和给百姓增加负担，对百姓毫无好处。”为了表示今后不再扰民，让老百姓休养生息，特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从屯田轮台这一事件上可以看到，在汉武帝晚年，桑弘羊与汉武帝在思想上已经有了差距。汉武帝看到形势发生变化，马上由攻改为守；而桑弘羊却没有认识到这些变化，仍然坚持继续进取的方针。所以他的一些主张不再像以前那样，事事被汉武帝采纳，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顾命大臣分歧深 汉武帝在轮台诏中对过去自己的好大喜功作了自我检讨，并改变了对内外政策后，过了三年，在后元二年(前87)就病死在游幸途中。汉武帝死后，立少子弗陵为昭帝，由于他只有八岁，所以汉武帝以遗诏命霍光、桑弘羊、金日殚、上官桀、田千秋为辅佐昭帝的顾命大臣，共同掌管朝政。桑弘羊在受遗诏为辅政大臣的同时，被提升为御史大夫。 霍光是已故的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异母弟，由于霍去病的关系，霍光十几岁即入宫为郎，历任诸曹、侍中、奉车都尉、光禄大夫。据说他平时出入殿门，举止进退，都有一定的地方，诸郎官曾暗地做上标记来观察他，竟然不失分寸，其谨慎稳重由此可见。汉武帝在发布轮台诏之后，觉得自己年事已高，要物色一个能执行自己政策的大臣，他觉得霍光适合，就让黄门画者画了一幅周公负成王朝诸侯的图，赐给霍光，以此表示对霍光辅政的信赖和希望。 武帝病重时，要霍光行周公之事来辅佐昭帝，霍光推荐金日殚。金日殚是匈奴休屠王的太子，霍去病与匈奴作战时，休屠王被杀，金日殚和他的母亲及弟弟被俘，送到首都给皇帝养马，得到汉武帝的赏识，被提升为驸马都尉。当霍光推荐他当行周公之事时，就以自己是匈奴人为辞，表示愿作霍光的助手，所以霍光成为顾命大臣中主要决策人。田千秋虽为丞相，但年纪比较大，并无多大能力，只因一封上书受到汉武帝的赞许，很快就由一个供奉汉高祖寝庙的高寝郎上升为丞相，他当丞相为人处事都很谨慎，对霍光处处迎合奉承。上官桀本来是一个给皇家养马的未央厩令，有一次汉武帝生病后去看马，见马都瘦了，很生气。他却以听说皇帝病了，无心养马为名，表示了对皇帝的忠心。汉武帝不但没有加罪他，反而提升为侍中、太仆，武帝死时升为左将军。 武帝留给昭帝的这五位顾命大臣中，田千秋年老不多管事，金日石单第二年就去世了，实际上只是霍光、桑弘羊、上官桀三个人。霍光是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而为顾命大臣的，汉武帝病危时又明确地让他行周公辅成王的事，所以昭帝即位之后，一切大权都掌握在霍光手中。 上官桀的儿子上官安，娶霍光的女儿为妻，生有一女，在她六岁时，其父想让她入宫，希望为帝后。为这事上官安曾与霍光商量，霍光认为年纪太小，没有同意。上官安则认为霍光心怀妒忌，有意阻挠。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向鄂邑公主求援。鄂邑公主有一个情夫叫丁外人，上官安素与丁外人要好，想通过丁外人的关系向鄂邑公主说合，并许事成之后，帮助丁外人求一侯爵。由于公主的支持，安女果然被选入宫，不久便立为皇后。上官安为了实践自己的诺言，曾多次要求霍光按列侯尚公主的成例，封丁外人为列侯。但霍光认为丁外人不是公主的真正丈夫，始终没有答应。上官桀本来在武帝时已官至太仆，地位比霍光高，这时又因孙女入宫为皇后，父子并列为将军，对霍光的掌权看不顺眼，霍光又不买他们的面子，不答应他们封丁外人为列侯的要求，所以上官桀对霍光不满，他们之间开始发生矛盾。 桑弘羊也因为自己论资格和功劳都在霍光之上，对霍光的掌握大权不服气，他又想替自己的子弟谋官，也遭到了霍光的拒绝，所以也越来越敌视霍光。这样，在三个有实力而又雄心勃勃的顾命大臣之间，就形成了对立的两派：桑弘羊与上官桀联合起来，反对霍光的独揽大权。 盐铁会议惹矛盾 昭帝始元六年(前81)，在谏大夫杜延年的建议下，召开了盐铁会议。杜延年是杜周的儿子，是霍光的亲信。他曾向霍光建议，现在的年景不好，一些农民还流落在外乡，应该恢复孝文帝时的政策，提倡节俭，对下宽和，争取百姓的支持。霍光同意了他的建议，就让各郡国推举贤良文学之士六十多人，集中到首都开会，讨论民间有什么疾苦，国家应该采取什么措施的问题。 贤良是已经有了功名的儒生，文学只是地方上有点名气的儒生，他们都不是国家的官吏。参加这次会议的六十多名贤良文学中，留下姓名的有茂陵唐生、鲁国万生、汝南朱子伯、中山刘子雍、九江祝生等。 丞相田千秋是这次会议的主持人，但他发言不多，只是在双方辩论激烈时讲一些折中调解的话。政府方面的主要发言人是御史大夫桑弘羊，他共发言一百一十四次。这次会议是分两个阶段进行的，前一个阶段是正式讨论会，后一个阶段是在正式会议结束后，贤良文学向丞相、御史大夫辞行之际进行的另一场辩论，也可以说是非正式会议。 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涉及面很广，有政治问题如应重刑罚还是重德教，有军事问题如抗击匈奴好还是与之和亲好；但更多的是汉武帝所施行的盐铁、均输、酒榷、币制、算缗告缗等一系列财政经济政策。汉宣帝时汝南人桓宽根据当时会议的记录，整理成《盐铁论》一书，所以一般都把这次会议叫做“盐铁会议”。 这次会议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政府一方，与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民间一方，互相辩论得非常激烈，实际上是对汉武帝时期推行的各项政策进行总的评价和估计。桑弘羊代表了全面肯定汉武帝轮台诏以前各项政策，并希望继续推行这一政策的一方意见。而贤良文学则代表了否定汉武帝轮台诏以前的各项政策，要求加以全面地估价和修改的一方意见。 霍光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他对这次会议是重视的。他显然不同意桑弘羊的意见，这从他当政之后所实行的政策看，他是按汉武帝轮台诏的精神进行的。这就是他和桑弘羊在政见上的分歧所在。但是霍光也不完全赞同贤良文学全面否定汉武帝政策的看法，他没有接受贤良文学要求全部罢除盐铁、均输等官营事业的建议，而只是罢去郡国酒榷和关内铁官；他也没有采纳贤良文学主张对匈奴实行感化政策，放弃防御和抵抗，而仍然加强了边防建设。但是，霍光通过这次会议，利用贤良文学的激进情绪，批评和打击了自己的政治对手。因此这次会议从政治上来说，是有利于霍光而不利于桑弘羊的。会议结束之后，参加会议的贤良文学都被封了一个列大夫的官爵。 “燕王之变”悲剧演 盐铁会议的第二年，即昭帝元凤元年(前)九月，在汉朝皇族内部发生了一次争夺帝位的斗争，史称“燕王之变”。这次事变后，桑弘羊及其家人全被霍光处死。 原来汉武帝有六个儿子，其中太子刘据因“巫蛊事件”受到诬陷而造反，失败自杀，齐王刘闳则早死，剩下的武帝诸子中以燕王刘旦为最长。按照封建宗法制度，皇帝的继承人应是嫡妻(皇后)的长子即嫡长子；如无嫡长子，可以由其他嫡子继承；如无嫡子，也可以由嫔妃所生诸子中年长者来继承。燕王最长，当立为太子。然而，武帝并不喜欢他。一次，燕王曾上书请求入宫宿卫，意思是想争夺太子位，武帝不仅不许，反而把燕王派来的使者杀掉了；还有一次，燕王犯了藏匿逃犯的罪，被削去三县。这两件事让武帝极为反感，结果，少子弗陵被立为太子。武帝死后，霍光受遗诏拥立弗陵即位，是为昭帝。燕王作为长子，未能继承皇位，因此对霍光怀恨在心。同时，由于上官桀父子、鄂邑公主在与霍光争权过程中，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也对霍光有所忌恨。于是，他们便和燕王相勾结，打算除掉霍光，废掉汉昭帝，拥立燕王旦。 为达废霍光之目的，他们想尽了一切办法。上官桀先是上书，告发霍光擅自用天子礼仪，结党营私，扩充军事力量，图谋不轨。说霍光外出检阅羽林兵时，用天子礼仪，有谋反的野心；大将军长史杨敞无功劳，拜为搜粟都尉；还私自增加幕府校尉，等等。然而这一招并未奏效，昭帝发觉其中有诈，没有听信，而且，每逢上官桀的党羽说霍光的坏话就会大怒。上官桀等一看此计不成，又生一计，由昭帝长姊鄂邑公主出面，置酒宴请霍光，想乘机将霍光杀死。不料此事走露了风声，被公主手下的一个农官发觉，告知了杨敞，杨敞又转告给谏大夫杜延年，杜立即告诉了霍光。这样，这一计划完全败露。此后，燕王、鄂邑公主先后自杀，上官桀父子以谋反被诛。 据史书记载，由于桑弘羊和霍光有着深刻的政策分歧，政见不合，而且欲为子弟求官不成，所以，在“燕王之变”中也参与了反对霍光的活动，曾与燕王通谋。因此，他也没能逃脱被诛的厄运。霍光对此事处理非常严厉，将当时已经74岁的桑弘羊押赴刑场，而且连他的全家和宗族也不放过，甚至与其多少有点瓜葛的人都未能幸免。当桑弘羊被杀的时候，他的儿子桑迁畏罪逃亡，在逃亡途中，曾经藏匿在侯史吴家，后来桑迁被捕，判处了死刑。不久，朝廷颁布了赦令，赦令中规定：与此案有牵连的官吏，过去没有发现的，一律不予追究。于是侯史吴便自动投案自首。廷尉王平和少府徐仁共管此事，他们认为桑迁是坐父谋反，而侯史吴藏之，不是匿反者，应依赦令免吴罪。但是霍光不同意这样处理，又令侍御史复核，认为桑迁通经术，知父谋反，而不谏止，与反者无异。侯史吴三百石吏，而藏匿反者，不得赦。并弹劾廷尉、少府纵反者。少府徐仁是丞相田千秋的女婿。田千秋为了替徐仁开脱，召中二千石、博士于公车门重议侯史吴一案，当时朝中公卿都知道是霍光的旨意，谁也不敢出来帮助他说话。结果廷尉王平、少府徐仁弃市，连田千秋这个老好人也几乎被牵连在内。 作为两派斗争的牺牲品，汉武帝时代在治理国家的财政上做出了很大贡献的桑弘羊，在年逾古稀之年，被霍光杀了头，灭了族，对他来说，的确是一个悲剧。 岳飞之冤 一提起岳飞，人们都会肃然起敬，既为他“精忠报国”的精神所感动，也为他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害死而扼腕。凡是去过杭州的人，几乎都要到西湖边上的岳飞墓前瞻仰一番，而向跪在那里的秦桧铁人大吐唾液。这表明，凡是对祖国和人民作出过杰出贡献的人，人民将永远怀念他，而那些危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人，将永远遭到人民的唾弃。 练文习武图报国 岳飞(1103～1142)生于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二月十五日。据传说，岳飞呱呱坠地的那天傍晚，恰巧有一只大鸟从岳家的屋顶上飞鸣而过，父亲岳和就给他取名叫飞，后来又起了个字叫鹏举。 岳飞家境清贫，童年时就参加劳动，去野地打柴割草。稍长大一点，帮助父母下地耕作。贫困的生活并没有泯灭岳飞强烈的求知**。缺钱买灯油，他就白天拾取枯柴，晚上点燃照明，由父亲教他识字。以后自己稍能读书，更加勤苦，往往读到半夜，甚至通宵不寐。他特别爱读《左氏春秋传》和学习《孙子兵法》。这为他日后的军事生涯打下了基础。 长期的劳动使他受到很好的锻炼。他身强力壮，在未成年时就已能拉开三百斤的硬弓。永和乡有个老人叫周同，善长弓箭，岳飞便拜他为师，很快学会了一手好箭法，并能左右开弓。岳飞的外祖父姚大翁也特别喜欢岳飞的为人，请本地枪手陈广给岳飞传授“技击”，使岳飞枪法高超，成为“一县无敌”的人。 年轻的岳飞平日少言寡语，深沉宽厚，但生性刚直，心里想说什么，决不有所顾忌。他对师长非常尊敬。师父周同去世后，他每逢初一、十五，必定准备酒肉到周同坟上祭奠一番。 政和八年(1118)，岳飞16岁，由父母作主，娶妻刘氏。第二年生下长子岳云。为了养家糊口，他不得不到邻近的安阳县韩姓大地主家当佃客，后来又在安阳的商市上做过“游徼”(巡查员)。工作之暇继续练习武艺。 这时，正是宋徽宗赵佶统治的年代。宋徽宗是一个腐朽荒淫的皇帝。正当宋朝统治者纵情享乐的时候，长期生息在我国东北的女真族勃然兴起，政和五年，在松花江边建立起女真奴隶主的金政权。以后，金国势力大张，宣和七年(1125)，金兵灭辽。几个月后，金兵继续南侵，逼近宋的都城汴京(河南开封)。宋徽宗闻讯，惊恐万状，急忙宣布退位，将皇位传给皇太子赵桓，这就是宋钦宗。 宋钦宗也是一个十分昏庸的皇帝，既贪生怕死，又妒贤忌才。靖康元年(1126)正月，金军兵临城下。闰十一月，金军攻人汴京，把城里的财物抢劫一空，又驱赶着徽宗、钦宗和后妃、宫女等几千人撤出汴京，北宋王朝就这样灭亡了。 岳飞饱读兵书、娴熟武艺，早就盼望有一天能够投身疆场，杀敌报国。当初真定府路安抚使招募“敢战士”时，他即前去应募。安抚使慧眼识真金，非常器重这个小伙子，派他当一名“十队长”。不久，岳和在汤阴病故，岳飞便离开军队，回去料理丧事。 宣和六年，岳飞去河东路平定军(山西平定)再次投军，当“效用士”，不久升为偏校，即下级军官。靖康元年六月，岳飞带一百多名骑兵作“硬探”，到庆阳、榆次一带侦察金军动静。突然，遇到了大队金军，战士们毫无思想准备，惊慌失措，只有岳飞镇静自若，扬鞭策马冲人敌阵，杀死几名金骑兵将领。敌人畏怯，不敢逼近。后因队伍被金军打散，岳飞只身回到相州。 靖康元年十二月初，康王赵构在河北相州建立大元帅府，自己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下令招募义勇民兵。相州许多穷苦百姓为了保卫乡土，纷纷从军。岳飞也经人介绍，参加了赵构统率的军队。从此，他一直坚持在抗金战争的最前线，为挽救民族危亡而英勇战斗。 一次，岳飞带领一百名骑兵在滑州练习冰上骑射。那时，天气极其寒冷，连黄河都结起很厚一层冰。忽然发现金军大队人马从冰上飞驰而来，岳飞见敌我悬殊，沉着地对部下说：“敌人虽然人数很多，但是一点也不知道我军的虚实。乘他们喘息未定的时候，我们给予迎头痛击，一定能够打败他们；”话刚说完，他就骑着战马，冲向敌群。金军中有一名军官挥舞大刀迎上前来，岳飞挥刀砍去，刀锋砍进对方大刀一寸多。岳飞奋力拔出，手起刀落，杀死敌军官。骑兵们乘机猛冲掩杀，把金军打得大败而逃。岳飞因军功升为秉义郎(从八品的武官)。 南北转战立奇功 靖康二年初，岳飞在宗泽领导下曾经两次小胜金军。一次在开德府(即澶州)与金军接战，岳飞两箭射死两名扛旗的金兵，然后策马突击，打败敌人。另一次在曹州(山东曹县西北)，岳飞披散头发，挥舞四刃铁简，率先攻打敌阵。宋军紧跟其后，无不以一当百，终于大败敌军。 赵构在河北、京东一带转悠了几个月，眼睁睁看着汴京沦陷，徽宗、钦宗被俘北去，然后在五月初一于南京(河南商丘南)登基，重建赵宋王朝，将靖康二年改为建炎元年。为了标榜“中兴”，赵构起用在军民中威望很高的李纲为右相，副元帅宗泽知开封府兼东京留守；同时，任命宠臣黄潜善为中书侍郎，汪伯彦为同知枢密院事。在朝廷上，李纲尽心竭力为抗金斗争进行部署，然而独木难支，终究阻挡不住赵构等人一心想避地东南的逃跑企图。 岳飞不顾自己位卑言轻，决定上书给皇帝赵构。他在这篇几千字的奏书中，坚决反对向南逃跑，力请赵构返回汴京，撤消巡幸三州的诏令，亲率六军北渡黄河，这样将帅一心，士兵作气，一定可以恢复中原。这道奏书进呈后，触怒了赵构和投降派，便加以“小臣越职，非所宜言”的罪名，把岳飞的官职削夺了。这对岳飞是个不小的打击，不得已他一人寄居旅邸，郁郁寡欢。 闲居三个月后，岳飞难以压抑心中报效国家的强烈意愿，决定投奔河北路招抚使张所。张所是一位爱国将领，这时他正置北京(大名府)，招募义勇民兵，蓄积力量，准备反攻。张所素知岳飞有勇有谋，见到岳飞就问道：“听说你作战勇冠三军，你自己衡量能对付多少敌人?”岳飞回答说：“光凭勇敢是靠不住的。用兵首先要有谋略，谋略是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张所感到岳飞的话很有道理，不觉肃然起敬。请岳飞坐下畅谈。谈到当前局势，岳飞慷慨陈词，泪流满面，矢志以身许国。张所很赏识岳飞的胆略，任命他当中军统领，不久升为统制，编置在都统制王彦的统辖之下。 这一年秋天，张所被投降派捏造罪名罢官，朝廷改派王彦接替张所任河北招抚使。王彦集合了岳飞等十一名将官，率领部众七千人，渡过黄河，攻击金军。开到卫州新乡县(河南新乡)，岳飞带领所部战士与金守军鏖战。岳飞亲自夺取金军的大旗，不断挥舞，将士们呼声震天，个个奋勇争先，终于收复了新乡县城，活捉金军千户阿里孛。接着，又打败金军万户王崇。 岳飞接着又带着战士同金军大战于侯兆川(今河南辉县)。在大战前，岳飞鼓励部下说：“我军两次打败敌人，敌人一定会竭尽全力来反击。我们人数少，为了争取胜利，凡不服从命令，不奋勇杀敌的，一律斩首。”兵士们同仇敌忾，个个奋勇争先，作殊死战。在激烈的战斗中，兵士伤亡很多，岳飞自己也受伤十多处，终于大败金军，俘获大批金军和战马。 经过几次战斗，金朝以为宋朝派来了大批人马，就派出几万人，把王彦、岳飞的营寨团团围住。王彦、岳飞合计自己的人马很少，武器也较简陋，连战必败，为了保存战斗力量，就决定突围。 突围后，由于孤军作战，兵员损失严重，给养供应不上，部队陷入困境。王彦率主力退入太行山中。岳飞率所部多次击败金军的追击，他曾手拿丈八铁枪，单骑刺杀金军将领黑风大王，使大队金军闻风逃窜。尽管取得了一些战斗的胜利，但岳飞这支队伍毕竟人数太少，自从跟王彦的主力分开后，越来越感到势孤力单，难以长期坚持下去，于是决定一边战斗，一边向南撤退。这年冬天，岳飞转战到汴京，再次投奔汴京留守宗泽，宗泽委任他做留守司的统制。 宗泽在汴京加强治安，整顿社会秩序，团结各地流民首领，招募新兵，规划战具，使汴京重新成为抗战的中枢。宗泽还把全面反攻的计划奏报朝廷。建炎二年春，岳飞在宗泽指挥下，在黄河以南连续跟金军进行战斗，获得胜利。七月，宗泽不幸病逝。临终前，宗泽劝勉部将们说：“你们能替我歼灭强敌，完成恢复之志，我虽死无恨!”连呼三声“过河!”然后死去。 宗泽死后，朝廷派杜充接替宗泽的汴京的官职。他一到汴京，就尽反宗泽所为。由宗泽辛苦集结的武装力量，见杜充无意抗金，便各各引去，很快就走散了一大半。岳飞本来不愿受杜充的节制，但他认识到汴京这个据点在抗金斗争中的重要性，便决心坚守汴京。 这时，不断传来金军大举南侵、赵构已逃到江南的消息，杜充如坐针毡，再也没有胆量留在汴京，决定弃城逃跑。岳飞闻讯，立刻向杜充进谏。杜充主意已定，拒绝岳飞的忠告，径自带领部下退到建康(江苏南京)。岳飞也只好随军南下。赵构听说杜充已经放弃汴京，到达建康，就命令他驻守建康，把防守两淮和长江的责任交给了他。 这一年的冬天，金军在阿骨打第四子兀术率领下，再次大举南侵，建康终于失陷，杜充叛变降敌。岳飞率所部转移至广德军(安徽广德)。金军也取道广德向浙东进发。广德军经过金军的蹂躏，百姓的粮食、财物早被洗劫一空。岳飞设法夺取敌人的给养来供给军食，他自己跟普通士兵一样过着艰苦的生活。当时，全军将士经常挨饿，但岳飞约束部下，不准骚扰民户，因此这里的商市还照常营业。 建炎四年正月，岳飞率军向北开到常州宜兴(江苏宜兴)驻守，归张俊统辖。这时的岳飞经过四年多的战斗，已更加成熟、老练，成为一个能征惯战、智勇双全的将领，他的部属也锻炼成为一支斗志旺盛的坚强队伍。 金军追赶赵构到海上，被宋舟师击败。兀术这时担心孤军深入，被宋军切断后路，决定放弃南进计划，由杭州班师北撤，一路大肆掳掠。金军撤退到常州宜兴。岳飞以逸待劳，给予金军迎头痛击，连续四次打败敌人。接着，岳飞率部紧跟金军，一直追击到镇江。金军撤退到镇江，被浙西制置使韩世忠部打败，后侥幸逃到建康。 宋廷命令岳飞收复建康城。岳飞立刻率领部下，赶到建康城南的牛头山上埋伏。半夜，他派一百名战士混到敌营中，扰乱敌军。金军在睡梦中惊醒，以为宋军前来偷袭，营中一片混乱，以至自相残杀。岳飞得知金军正从建康城撤退，由静安镇(江苏南京西北)渡江北去，立即带领部下飞速赶到静安镇附近。这时建康城已经变成一片火海。原来兀术在临走时，下令杀光城内的居民，抢光所有财物，然后放火把所有房子点着。岳飞和他的战士们，遥遥望见建康城内火光冲天，听到了城内传来的阵阵哭喊声，个个怒不可遏。一声令下，战士们以翻江倒海之势，冲向还没有来得及撤走的敌人。岳飞持枪跃马，在敌人队伍中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金军急于北撤，毫无准备，被宋军打得大败。来不及渡江的金军余部，全被宋军消灭。战斗结束，统计战果，击毙敌军不计其数，十多里内，金军横尸遍野；斩获耳带金环和银环的金军将领首级一百七十多个；活捉敌兵三百多名，其中女真人八名；缴获马甲一百九十多副，弓箭刀旗金鼓三千五百多件。岳飞胜利地收复了建康。 经过金军洗劫后的建康城几乎成为一片废墟。岳飞在建康驻扎不久，因给养发生困难，便领兵回到了宜兴休整。 孤军挺进志复国 当岳飞在建康前线连传捷报时，赵构小朝廷正在越州(浙江绍兴)。岳飞派人将战俘和战利品押送到那里，顺便递上自己的奏章。在奏章中，他极力陈说建康在军事上的重要性，主张应派出重兵防守。他还报告说，最近张俊要派他驻守鄱阳(江西波阳)，但江东、江西并不是敌人渡江南侵的必经之路，因此他自告奋勇，表示愿意过江去淮南防守。 淮南主要包括今天的江苏北部和安徽北部等地，牢牢控制这一地区是保障江南安全的必要条件。但赵构没有理会岳飞的这一要求，只是虚与委蛇地表示嘉奖。 建炎四年七月，有一个名叫邵纬的官员上书朝廷，盛赞岳飞骁勇、沉着、刚毅，而谦虚、谨慎又像一名书生。邵纬历举岳飞从河北投军后到收复建康止，在各次战役中所建立的功绩，指出岳飞威名已经传播四方，却仍跟普通兵士同食，军纪严明，民间秋毫无犯。大将张俊从浙西入朝，也在宰相范宗尹面前保举岳飞，范宗尹一一转达给赵构。赵构决定委派岳飞为镇抚使，兼知泰州，负责防守扬州以东的地区，直接受浙西安抚使刘光世的统辖。 岳飞在得到朝廷委派后并不愿就任。他希望到淮东更接近金军的前线地带，负担最艰难的任务。于是他上书赵构，陈述自己的这一志愿。为了取得朝廷的信任，他还在奏章里提出情愿把老母、妻子和两个儿子留在后方为人质。赵构不理会岳飞的要求，坚持命他去通、泰任职。岳飞只好服从，九月初进入泰州城。 当时，金兵已攻下承州，正在围攻楚州(江苏淮安)。楚州位于淮河、运河的交汇口，是由淮北到淮南的交通要道，也是宋朝在淮南的一个军事重镇。赵构小朝廷得到楚州被围的消息，先后拟派神武右军都统制张俊和浙西安抚大使刘光世去楚州援救。他们都不敢亲自过江。 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只得命令岳飞领兵救援楚州。岳飞接到命令后，便差统制官张宪守泰州，自己率主力到三墩安营扎寨，声援楚州。随后就进军承州。在承州境内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岳军与金军重兵大战三次，每次都取得胜利。 岳飞这次挺进淮南，实际上处于孤军作战的局面，岳飞曾几次请求刘光世增派一两千名士兵，调拨十几天的军粮，以便激励士卒，解楚州之围。但刘光世始终未允，这样，岳飞也难以把军队直接开到楚州去跟敌人作战。 在粮尽援绝的情况下，九月底，楚州城被金兵攻破。知州赵立英勇牺牲。楚州沦陷后，岳飞只得退回泰州，加紧布置防御工作。浙西安抚大使刘光世为了推卸不救楚州的罪责，竟然向朝廷一再声称，承、楚两州的失陷完全是因为岳飞拖延时间，否则一定能打败承州的敌军和解救楚州之围。但朝廷并未加罪岳飞。 金挞懒攻下楚州城后不久，带领二十万人，沿着大运河转向泰州。挞懒首先进攻泰州的水寨。张荣一直坚持到十一月，后来只好放弃水寨，率领水军向南转移。泰州地处平原，无山险可恃，惟一的地利是湖泊和河道。水寨的失陷，使泰州城完全暴露在金军面前，岳飞军已经无险可恃。这时，往湖州催督军粮的使臣空着手回来报告说，湖州知州赵子磷借口尚未接到朝廷命令，拒绝调拨。在这种困难情况下，岳飞估计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决定放弃泰州城，向南撤退。岳飞军由柴墟渡过长江，移屯江阴，随即把失守的消息报告朝廷，听候治罪。朝廷下诏答应他领军在江阴就粮，尽力防御金军过江。 艰苦转战收失地 后来，金军改变战略，集中东、西两路兵力征服陕西和四川地区。兀术引主力进入川、陕作战。在中原，则扶植汉奸刘豫建立齐国，作为金、宋中间的缓冲，使宋不能直接威胁金朝，而金朝可以随时通过齐国攻打宋朝。 金朝统治者还施展了一条更为毒辣的诡计，把已经投降的秦桧放回宋朝去充当奸细。 秦桧年轻时在太学读过书，登第后，担任州学教授。北宋灭亡前夕，秦桧任御史中丞。金军攻占汴京，准备立张邦昌为帝，秦桧独自向金帅上书表示反对，要求由皇储继承宋朝的皇位，因此颇得声名。金帅指名索要秦桧，成为俘虏。到北方后，秦桧见宋朝大势已去，屈膝投降了敌人，很快就成为挞懒的亲信，随军为挞懒出谋划策。秦桧曾替被金朝羁留的宋徽宗起草文稿，呈送金帅粘罕，文稿的主要内容是为金朝献计：与其出兵远征，劳师动众，不如派回一名宋廷旧臣，让他劝谕南宋皇帝自动归顺，世代臣属，年年纳贡，这样就可以“不烦汗马之劳，而坐享厚利”。这一计策虽然没有立即被粘罕采纳，秦桧由此却更受金朝统治者的赏识。金兵围攻楚州时，秦桧及其妻子王氏都在挞懒军中，任随军转运使。金军攻下楚州后，秦桧带着王氏以及四五名随从坐船从海上到达浙东。 秦桧突然归来，引起许多官员的怀疑。只有宰相范宗尹跟秦桧是老相识，在赵构面前极力推荐秦桧“忠心”，因而得以见到赵构。秦桧一见赵构，就兜售“议和”妙策。他说：“如果要使天下平安无事，必须是南自南，北自北。”建议与金议和，还请求赵构写信给挞懒“求好”。第二天，范宗尹进呈由秦桧代赵构草拟的一份通过挞懒向金朝求和的国书，赵构看后说：“秦桧朴忠过人，朕得到了他，高兴得一夜都睡不着觉。”任命秦桧为礼部尚书。三个月后，即绍兴元年(1131)二月，升为参知政事。七月，范宗尹罢宰相职。秦桧看到朝廷缺相，图谋夺取宰相高位。他放出空气，声称：“我有两个计策，可以耸动天下。”有人问他为什么不讲，秦桧回答说：“如今没有人当宰相，不好实行啊!”这话传到赵构耳中，加上正好有一些大臣暗中推荐秦桧，就在八月提拔他做右相兼知枢密院事。秦桧在朝网罗主和官员作为自己的党羽。 次年七月，左相吕颐浩出师回到朝中，与秦桧意见不和。八月，殿中侍御史黄龟年弹劾秦桧“专门主张和议，阻碍国家恢复中原故土的长远计划”，“培植党羽，独专大权”等罪。吕颐浩也向赵构极力揭露秦桧。赵构向兵部侍郎说：“秦桧说‘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是北人，该归哪里?”又说：“秦桧做宰相已经几个月了，说要耸动天下，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听说什么。”于是将秦桧罢免相位，并且在朝堂出榜宣告，朝廷“永不复用”。秦桧的党羽也被驱逐一空。 从绍兴元年到绍兴三年，岳飞前后三年驰骋在江西、湖南等地，既平定了叛乱武装，也镇压了农民起义。他从这些武装力量中收编了一部分精明强干的士兵，用来补充队伍，绳以纪律，使自己的部队逐渐发展成一支拥有近三万人的劲旅。岳飞逐渐成为与刘光世、韩世忠、张俊相提并论的大将。绍兴三年九月，岳飞带着长子岳云，到临安府(浙江杭州)朝见赵构。赵构赏给岳飞父子衣甲、马铠、弓箭、战袍、战马等物，又赐给军旗一面，上面绣着赵构亲写的“精忠岳飞”四个大字。岳飞被提升为镇南军承宣使、神武后军都统制、江南西路舒蕲州制置使，在江州(江西九江)、兴**(湖北阳新)、南康军(江西星子)一带驻军防守。 同年十月，刘豫军队切断了朝廷通向川、陕的交通，也直接威胁湖南、湖北的安全。岳飞接连不断地向朝廷写奏章，建议及早进兵中原，收复襄阳等六州。在奏章中，岳飞指出襄阳等六州地形险要，是恢复中原的基本。他已经厉兵秣马，只等朝廷批准，立即北向。宰相朱胜非和参知政事赵鼎都是主战的人物。朱胜非完全支持岳飞的建议。赵鼎也指出：“熟悉上流利害，没有人比得上岳飞。在朱胜非和赵鼎的劝说和鼓励下，赵构勉强同意岳飞的计划，任命岳飞为制置使，把收复襄、邓等州的重任完全托付给了他，并把熟悉襄汉一带地利的勇将牛皋调到他军中。 五月初一，朝廷命岳飞领兵出征。岳飞大军出发的那天，以绣着“精忠岳飞”四字的大旗在前引导，士兵们浩浩荡荡地离开了江州(江西九江)，沿江西上，经过鄂州，在初五到达郢州(湖北钟祥)城外。 郢州城的伪齐守将荆超骁勇强悍，有“万人敌”之称，拥兵一万多人。岳飞派张宪去劝说荆超归降。荆超恃勇拒绝，还在城头上肆无忌惮地辱骂。岳飞怒不可遏，命令全军一旦攻下郢州城，一定要活捉这个无耻之徒，重重治罪。 第二天拂晓，岳飞在郢州城外摆开阵势，擂起战鼓，命令全军发起攻击。战士们齐声呐喊，冒着箭雨，奋勇登城。守城的金、齐军早已听说“岳爷爷”和岳家军的厉害，现在亲眼看到岳飞的军队无比勇猛，早已吓得六神无主，勉强抵挡一阵后，边战边退。没有多久，岳家军占领了城头，打开城门，放下吊桥，大军乘势冲进城内，杀死敌军七千人。荆超走投无路，跳崖自杀。 岳飞旗开得胜，一举攻下郢州。稍事休整，即派张宪、徐庆分兵攻取随州(湖北随县)，岳飞亲自领兵直趋襄阳府。 襄阳府守将李成原是岳飞的手下败将，探知郢州已经失守和岳飞提兵压境，急忙引兵出城四十里，准备迎战。双方交战，李成军前排的战马都被岳家军的长枪刺中，后排无路可退，连人带马被挤进江中。李成的步兵被岳家军的骑兵来回冲杀，死伤无数。李成军大败，连夜狼狈逃跑。岳飞顺利地收复了襄阳府。 张宪、徐庆带兵往东攻打随州，连攻一个多月，还是没有得手。岳飞得报，派牛皋前去支援。牛皋临走，请求带三天的粮草，不等粮草用尽，便攻下了州城，俘获知州王嵩以下五千人。此后，岳飞按照预定的计划，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迅速收复了襄、邓等六州，有力地保卫了长江中游，打开了川陕通向朝廷的道路。与此同时，击溃了伪齐的主力李成大军，伪齐从此一蹶不振。 岳家军本来可以乘胜长驱直入，收复中原更多失土。但是，赵构并非真想收复中原，他只是迫于形势，不得不派岳飞出兵。他害怕过于刺激金朝统治者会招惹对方更大的报复。所以，在岳飞领兵出发之前，就用“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的名义，告诫岳飞：这次出兵，只准收复襄阳等六个州军的土地，不得越出这一界限；敌军逃遁出境，不需远追；不得提出“提兵北伐”、“收复汴京”之类的口号；此仗打完，大军回江上屯驻。遵照这些规定，岳飞在收复六州后，很快就任命新的地方官，分拨人马镇守，安顿流亡百姓，然后下令班师，带领大军回到鄂州。 岳飞的这次胜利，是南宋抗金战争中一次重大的胜利，增强了宋朝军民抗敌的勇气和信心。 襄、邓前线捷报传到临安，朝野一片欢腾。岳飞被提升为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兼管新成立的襄阳府路(包括襄、邓六州)。不久，进封武昌郡开国侯。宋朝建国以来，节度使成为贵族和官员的最高荣誉职位，从来不轻易授人。这时，宋朝带节度使衔的，只有刘光世、韩世忠、张俊三名大将。岳飞以三十二岁的年龄而持节封侯，这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 挺进河南反议和 绍兴六年二月，坚决主张抗金的张浚以宰相兼都督诸路军马事的身份，召集各路将领商议北伐，岳飞进驻襄阳府，准备收复中原。临行，张浚勉励岳飞说道：“这件事是你的宿愿，希望你好自为之。” 七月，岳飞派牛皋、王贵、董先率领偏师攻打伪齐的镇汝军。牛皋、王贵等率领的岳家军到达唐州后，得悉薛亨再次来犯，立即出城迎战，经过一番激战，薛军大败，薛亨和伪齐河南府中军统制郭德等七人被活捉。八月下旬，岳飞派王贵等攻取卢氏县，全歼伪齐守军，缴获粮食十五万石，进而攻下虢略(河南灵宝)、朱阳(河南灵宝西南)、栾川(河南栾川)等虢州其他三县。九月初，岳飞命王贵派偏将向西收复商州(陕西商县)，向东经栾川攻克顺州(今河南嵩县西南)。 岳家军这次主动出师进攻，收复了伊(水)、洛(水)的险要之地，声震河、洛，在军事上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同时，夺取和烧毁了大批粮食和物资，使敌人在经济上受到很大损失。 十月底，金与伪齐军分成数路向岳飞防区反扑过来，企图夺取淮河上游地区。岳飞指挥统制官王贵、寇成、崔邦弼等，逐路粉碎敌人的进攻。十一月初，岳飞亲率大军深入蔡州城下。他看到蔡州的城壕又深又阔，城头上敌人防守严密，自己的军队只带十天的口粮，难以进行旷日持久的攻坚战，因此决定撤兵。 狡黠的刘豫得知岳飞从蔡州撤兵的消息，派李成、孔彦舟等尾随在后，打算在岳家军的归途中伺机狙击，然后直捣鄂州。岳飞撤兵时，命董先、王贵等带领部分人马在后掩护。董先、王贵等撤到唐州境内名叫牛蹄的地方，李成等带兵追到。金与伪齐几千名骑兵正在渡河，董先领兵冲杀过去，敌骑拥入河中，死伤极多，董先所部活捉敌骑三千多名，缴获战马二千多匹及衣甲、器仗等物。不久，岳飞统率大军回来救援。李成等人遥遥望见岳家军，吓得六神无主，急忙夺路逃走，岳飞领兵渡过泌河(河南境唐河)，追赶三十多里，生俘伪齐将领几十人、兵士几千人。回到鄂州，岳飞因为这次战功，官阶由少保提升为太尉。 刘豫连续派兵南侵，屡屡失败。绍兴七年(1137)十一月，金下令废黜刘豫为蜀王，取消齐国政权。挞懒等人主张将河南、陕西地区归还给宋朝，要求赵构向金称臣，贡纳岁币。金熙宗与群臣议定后，就将宋朝在金的使臣王伦放回，让他回去报告金朝准许和议的消息。 十二月，王伦向赵构转达了挞懒的口信，还把金朝允许归还“梓宫”(徽宗的灵柩)和皇太后，以及退还河南各州等事告诉赵构。赵构得报大喜，立即厚赏王伦，决意加紧与金议和。为了准备和议，赵构重新想起了秦桧，认为秦桧是乞和的最合适人选，于是不顾几年前发布的“永不复用”秦桧的命令，第二次任命他为右相兼枢密使。 秦桧再次任相，完全摸透了赵构急于求和的心理，便尽力迎合；同时，打击和排挤所有反对和议的官员，扶植党羽。许多大臣都因反对和议而相继被罢官。 秦桧与赵构沆瀣一气，十分露骨地向金朝统治者乞降，引起宋朝文武官员和广大人民的激烈反对。福建安抚大使张浚连续五次上书，驳斥秦桧等人的谬论。韩世忠连上十多道奏章，要求拒绝议和，发兵决战。吏部尚书张焘等联名上书反对。临安城内外连续喧腾了好几天，街头巷尾出现了“秦相公是细作”的匿名揭贴，甚至有些人准备要刺杀秦桧。 在全国上下反对与金议和的热潮中，岳飞一直在准备对金用兵，策划如何北伐。他要求朝廷乘金人废刘豫之机，发兵出征，以雪积年的耻辱。他写信告诉枢密副使王庶说：“今年如果再不举兵北上，我当纳节请求退闲。”随后，又上奏书说：“我们对金国的深仇大恨，哪一天都不应该忘记。臣愿意带领战士收复三京(汴京、西京、南京)陵墓，然后设法攻取河北，恢复旧疆。”岳飞到临安朝见赵构，赵构把金朝派遣使者议和的情况告诉岳飞，岳飞回答说：“敌人难以相信，和好难以依靠，宰相(秦桧)不好好地替国家着想，恐怕要叫后代人讥议。”这一席话说得赵构沉默不语。赵构当然最清楚，与金议和是他的既定国策，秦桧不过是积极推行者；岳飞说后代人将讥议秦桧，实际更主要的是讥讽他这个皇帝。 绍兴八年十二月，秦桧以宰相的身份，到临安金朝使臣的宾馆，跪拜在金使的脚下，诚惶诚恐地接受了金朝的诏书。金朝答应把陕西、河南“赐还”给宋朝，并归还徽宗及其皇后的灵柩；宋朝向金称臣，每年进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赵构、秦桧一伙就这样使宋朝变成了金的属国。绍兴九年正月，赵构以和议达成布告全国，大赦天下，以示庆祝。满朝文武百官也因之加官晋爵。 岳飞在接到朝廷颁发的议和赦令后，必须上表致谢。在谢表中，岳飞再次申述他一贯反对“和议”，坚持抗敌的主张。他列举一些历史事实来证明“夷虏”背信弃义，往往盟约的墨迹未干，他们便又兴师侵犯中原。为了暂时解除国家的危难而议和，决不是长远之计。为了国家的前途，他坚决表示愿意制定方略，收复河东、河北，直捣燕云，为国复仇。岳飞这篇充满爱国激情的谢表，道出了广大爱国人士的心声，士大夫们争相传诵，以致很快就家喻户晓。这篇谢表实际上变成一道讨伐投降派的檄文，因此，秦桧对岳飞恨得咬牙切齿。 为了粉饰太平，取得武臣对“和议”的支持，赵构授予刘光世、张俊、韩世忠三大将新的封号和官爵，也提升岳飞为开府仪同三司。岳飞连上四奏，提出了辞免新头衔的要求。在奏章中，他指出“虏情奸诈”，“现今的形势是只能引以为危而不能引以为安，只足以使人忧虑而不足以使人祝贺，应该加紧训练士兵，以备不测，而不应该论功行赏，被敌人耻笑。”要求朝廷追回成命，以便“保全臣节”。 岳飞坚决反对“议和”，引起赵构的不满，更引起秦桧的仇视。但他们自己心虚，对岳飞一时也无可奈何。 传捷报频传反班师 绍兴九年秋，金熙宗以谋反的罪名处死了挞懒等大臣，提升兀术为都元帅。兀术认为，把陕西、河南疆土归还给宋朝是最大的失策，决意发兵夺回，并进一步灭掉南宋。绍兴十年五月，金熙宗采纳兀术等人的建议，撕毁和约，下令元帅府伐宋。金兀术决定一改秋季出战的常规，在盛夏用兵。金军分成四路，向宋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金朝归还的土地重新全部陷落。 赵构和秦桧一伙慌了手脚，急令各军分头进行抵抗。 岳飞接到赵构命令他“乘机战胜”金军的亲笔诏书，立刻调兵遣将，准备出击。这时，顺昌被围，情势危急，岳飞派遣张宪、姚政带领一支兵马，日夜兼程赶去应援。岳飞自己则统率大军，从驻地鄂州出发，大举北伐。 六月十三日，岳飞部将牛皋深入京西境。牛皋旗开得胜，大败李成的金军。二十二日，岳飞大军到达德安府(湖北安陆)。这时，赵构和秦桧派出“计议军事”的特使，司农少卿李若虚也来到这里。李若虚向岳飞传达赵构“兵不可轻动，宜且班师”的旨意。原来赵构在发出“乘机战胜”金军的命令后，很快就感到后悔。他和秦桧合计，觉得金军兵强马壮，本朝军队能否招架得住，实在难说。所以又派出李若虚等三名文臣，分别到岳飞、韩世忠、张俊三大将的军营中去，以“计议”军事为名，实际上是去命令他们对敌人不得主动进攻，只能采取守势。岳飞听完李若虚的传达，立即表示拒绝。李若虚看到岳飞的态度如此坚决，不禁受到感动。他对岳飞说：“皇上的旨意只是说不宜轻动，现在大军既然已经进发，势必不能再退回去。朝廷如果追究不肯奉命停师之罪，由我一人承担。”岳飞得到李若虚的支持，信心倍增，便按照原来的计划，继续向北推进，派王贵、牛皋、董先、杨再兴、孟邦杰等提兵分路进攻河南各州，又命梁兴带领游击军渡过黄河，重返河北，会合忠义民兵，剿杀金贼，夺取河东、河北州县，切断和骚扰金军的供应线。岳飞自己率领主力，正面推进，以扫清汴京外围。正式发兵的那天，岳飞跟部将们告别说：“希望你们好好努力，让我们收复河北后再胜利会师吧!” 二十三日，岳家军的先头部队进入陈州(河南淮阳)、蔡州境内。闰六月二十日，前军统制官张宪及傅选引兵攻克颍昌府(河南许昌)。二十四日，张宪领兵乘势收复了陈州。 岳家军分兵进击，在短短四十多天时间内，先后收复了中原许多重镇，对汴京形成了弧形包围圈。岳飞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军队虽然歼灭了许多敌人，夺回了一些城市，但是，因占地甚广，造成兵力分散。同时，兀术亲率的金军精锐尚未被消灭。因此，岳飞决定重点进攻兀术一军。这时，岳家军有十万人。岳飞故意分散兵力，自己仅以少数轻骑驻守郾城(河南郾城)，佯示郾城防御力量十分薄弱，同时，每天派一支小部队向金军挑战，让兵士们在阵前痛骂敌人，引诱兀术出战。 七月初八，兀术侦知郾城兵力很少，便集中兵力，抄小路进逼郾城。在郾城以北二十多里的地方，宋、金两军相遇，各自摆下阵势。岳飞首先命令长子岳云道：“你带领两支骑兵直闯敌阵，一定要得胜；否则，先斩你的头!”岳云得令，挥舞双锤，冲向敌阵，与金将鏖战几十回合，杀死大批金兵，缴获战马几百匹。 兀术眼见不能取胜，决定孤注一掷，出动“铁浮图”和“拐子马”这两支骑兵，共一万五千人，向岳家军杀来。“铁浮图”又称“铁塔兵”，是头戴双层铁盔，身披重甲的骑兵，以三匹马为一组，用皮带相联；他们的后面放着拒马子，用来阻止战马后退，战马每前进一步，拒马子便前移一步。铁浮图常常担任正面冲锋的任务，推进时就像一堵铁墙，对敌军造成极大的危胁。铁浮图的左、右两翼，配备着叫做拐子马的轻骑兵，常常在跟敌军战斗到白热化时突然出击，往来冲杀。兀术曾用这两支骑兵多次大败宋军，因此有“常胜军”的称号 岳飞早就盼着兀术能倾巢出兵，等敌军临近阵前，他立即命令步兵拿一种叫“麻札刀”的大刀和大斧上阵。步兵们弯着身子，低着头，用刀斧专砍马足。马一摔倒，人就跟茬摔了下来。一匹马躺下，另两匹马就不能前进。两军短兵相接，一场惊心动魄的大决战开始了。激战几十回合，岳家军步、骑密切配合，战士个个奋勇争先，从午后一直杀到天色将黑，金军铁浮图纷纷倒地，拐子马非死即伤。金军终于全线崩溃了。兀术带着残兵败将，急忙向北逃跑。岳家军一路猛追，直杀得金军尸横遍野，弃甲如山。兀术看着七零八落的人马，不禁嚎啕大哭，说道：“从海上起兵，全靠铁浮图和拐子马打胜仗，现在一切都完了!” 郾城之役大胜之后，岳飞预料兀术必定还会卷土重来，就命令岳云从速带领背嵬军前往颍昌，支援驻守在那里的王贵。果然不出岳飞所料，兀术重整旗鼓，纠集了步兵十万人、骑兵三万人，向颍昌府杀来。兀术在西门外摆开一字阵，长亘十多里，阵地上金鼓震天。岳云手执双锤，带着八百名骑兵，正面冲杀，两翼步兵跟着推进。从上午到中午，双方血战几十回合，直杀得人变成血人，马变成血马。正当两军胜负未分、相持不下的时候，董先、胡清带领一支生力军从城中杀出，金军抵敌不住，全线崩溃。岳家军乘势迫杀，大获全胜。战斗结束，战场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五千多具金军的尸体，其中包括兀术的女婿。岳家军还俘虏了二千多名战俘，缴获战马二千多匹、金印十枚。兀术狼狈逃走，副元帅粘罕孛堇身受重伤，抬到汴京就死去了。 经过许多次战役，尤其是郾城之战，岳家军显示出强大的战斗力。金军被岳家军打得闻风丧胆。他们不得不承认：“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形势对岳家军极为有利。岳飞向赵构上书，报告河北人民盼望宋军前去解救和金兀术已经命令其老小渡河北撤的消息，指出现在正是“陛下中兴之机，金贼必亡之日”，如不乘此机会，必定留下后患。他请求尽早命令各路兵马火速并进，发动总反攻。与此同时，岳飞亲自带领全军从郾城继续北上，进军朱仙镇，距离汴京只有四十五里了。困在汴京城里的兀术，在前有岳家军，后有忠义民兵的夹击下，几乎成为瓮中之鳖。为了挽救自己覆灭的命运，兀术一度倾巢出动，带领十万兵出城，与岳家军对阵。岳飞用骑兵出击，击败金军。兀术抱头鼠窜，连夜逃回了汴京。 朱仙镇之捷，更增强了岳飞乘胜渡河收复河北的决心。他再次上书赵构，要求深入敌境，恢复旧疆，报亡国之耻。他急切地盼望着朝廷能批准他的请求，发出渡河进军的命令。他鼓励部下说：“这一次进军，直捣黄龙府，一定跟大家喝个痛快！”这时，河东、河北的忠义民兵听说岳家军马上就要渡河，都拿起武器、扛着粮食，或者顶盆焚香，准备迎接。大批百姓拥向黄河北岸，等待着岳家军。金军看到这种情景，又急又惧，徒唤奈何。燕京(今北京市)以南，金朝号令不行。兀术企图征兵继续顽抗，河北各州没有一人愿意从军。不仅汉族百姓进行抵制，连女真族百姓也痛恨这场长期的无休无止的掠夺战争。兀术哀叹道：“自我起兵北方以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挫败过。”他不敢再战，只求能安全撤回北方。 正当宋朝军民精神振奋，迎接即将到来的胜利时，突然从临安传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原来赵构既怕岳家军打败，又怕岳家军全胜。打败了，南宋小朝廷难保，他自己可能沦为阶下囚；全胜则又担心岳飞功勋太大，有震主之威，难以驾驭。尤其令他担心的是，如岳飞完全恢复失地，金将钦宗送回，自己就要将皇位让与钦宗。这是他的一块大心病。秦桧更怕岳飞打胜，因为他是为金朝主子效劳，以主和起家的。岳飞得胜之日，便是他性命难保之时。他摸透了赵构的心理，指使一名官员上书赵构说：“现今兵弱将少，民困国乏，岳飞如果深入敌境，岂不危险!希望陛下命令岳飞暂且班师，待将来兵强将众，粮食充足，再兴师北伐，当可一举而定，这才是万全之计。”赵构本来心怀鬼胎，一见奏书，正中下怀，立即下令各路大军停止进击，一律撤回原来的驻地。 岳飞接到朝廷的命令，一面让将士整装待发，一面在七月十八日上奏力争。他在奏章中说：“金贼屡次败衄，锐气丧尽，内外震骇；打算弃掉辎重，迅速渡河。况且现今豪杰闻风响应，将士奋不顾身，天时人事，谁强谁弱，已一目了然。大功即将告成，时机不可轻失。”他坚决要求乘胜北进，扩大战果。但是，岳飞的这一奏章还没有送到临安，赵构已在一天之内用金字牌(朱漆的木牌，长一尺多，上面刻着金字，是用来传递皇帝发下的特急件的一种标志，按规定不分昼夜，鸣铃走递，一天行四百到五百里)发出十二道诏书，催促岳飞班师，理由是“孤军不可久留”。 一道道诏书使岳飞悲愤不已。岳飞泪流满面，悲伤地说：“十年的努力，一旦付之东流!收复的各州，一朝全部丢弃。社稷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诸将也痛哭流涕。就这样，岳飞被迫下令撤军。在撤军前，为防备兀术闻讯派兵偷袭，故意放出风声，说明天将要渡河。金兀术害怕汴京城内百姓作岳家军的内应，连夜弃城，北逃一百多里。 岳家军班师的消息不胫而走，百姓们纷纷赶来挽留。他们挡住岳飞的坐骑，痛哭失声地诉说：“我们顶香盆、运粮草，迎接王师，金贼知道得一清二楚。现今相公一走，我们就没法活命了。”岳飞勒住马头，流着泪，拿出赵构的诏书，让百姓们观看，说：“朝廷有诏书，我不能不走呵!”他只好再三安慰百姓，劝他们南撤到襄、汉一带。为此，他命令留兵几天，掩护百姓撤退。 岳飞率军从郾城班师。 金兀术听说岳家军已经撤走，不禁拍手称庆，紧接着便派兵重新夺占了中原地区的许多州县。 千古罪名“莫须有” 金兀术曾秘密写信给秦桧说：“你一天到晚请求讲和，而岳飞却正想进攻河北，还杀死我女婿，此仇非报不可。必须杀了岳飞，才可以讲和。”他向秦桧明确提出以害死岳飞为议和的条件。 绍兴八年，岳飞多次要求增添兵力，赵构加以拒绝，说“宁可缩小防区，也不能添兵”。要防止“尾大不掉”。岳飞曾当面建议赵构早建皇储，赵构更大为不满，说：“武将不应干预朝政。”岳飞重创金军主力，声威大震，这在赵构看来是武将挟震主之威，更难于容忍。加上岳飞始终不渝地反对苟安投降，坚持抗战，以“直捣黄龙”为目标，这就更难为赵构所容忍。 绍兴十一年正月，金兀术再次征兵十多万，侵犯淮西，赵构命令韩世忠、张俊等大将合兵淮西。二月初，金军已占领庐州。岳飞二月九日接到前往江州应援的诏令，稍作准备，十一日便领兵上道。三月四日，金兀术采用郦琼的计策，发兵急攻濠州，八天后破城。张俊会合杨沂中、刘所部，回兵救援，为金兵所败。接着，韩世忠在濠州附近也被金军打败。十三日，岳飞率部赶到濠州定远县(安徽定远)。这时，张俊、杨沂中、韩世忠等部宋军已经败退，而金兀术听说岳家军开到，立即引兵退回淮北。 赵构和秦桧经过密议，以酬赏柘皋之捷的名义，把韩世忠、张俊、岳飞召到临安。赵构任命韩世忠、张俊为枢密使，岳飞为副使。几天后，宣布撤消三大将的宣抚司机构，将所辖人马直属皇帝“御前”。 赵构和秦桧一举剥夺了三大将的兵权，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阴谋的第一步。紧接着是解散三大将的军队，防止他们的部属因怀念旧帅而违抗朝廷命令。同时，利用三大将的矛盾，逐个翦除。五月，赵构命令张俊和岳飞出使淮东，检阅韩世忠的兵马，筹措战守之策。实际上，赵构和秦桧布置给张、岳的任务是拆散韩家军、罗织韩世忠的“罪状”。临行前，秦桧向岳飞透露赵构的真实意图，要他到韩家军驻地去搜罗韩世忠的“罪状”。秦桧还假示关怀，要岳飞防备韩家军叛变。生性耿直的岳飞立即回答秦桧说：“韩世忠已经升任枢府，楚州的军队就是朝廷的军队。公相(指秦桧)命我带兵自卫，有什么用处呢?至于叫我去收罗同列的阴私，只会使公相失望。”岳飞和张俊到楚州后，张俊一伙按照秦桧的预谋，诬告韩世忠的心腹将领耿著，说：“耿著企图动摇军心，图谋叛逆，而且还要韩世忠重掌兵权。”岳飞事先已经知道秦桧的阴谋，对韩世忠的遭遇极为感叹，他说：“我和韩世忠一起为朝廷做事，岂能使他无辜被罪!否则，我就对不起他了。”于是立即写信急报韩世忠。韩世忠得报，紧急求见赵构，哭诉了一场。赵构假装不知道这件事，让秦桧审理耿著一案，因而耿著得以免死，以刺配流放了事。 岳飞在韩世忠的问题上秉公尽义，因此更得罪了秦桧，也得罪了赵构。七月间，岳飞从楚州回到临安。十六日，秦桧唆使右谏议大夫万俟首先发难，上书指责岳飞“爵高禄厚，志满意得，日渐颓惰”。具体“罪状”有二：一是柘皋之战，违反诏旨，不及时发兵，很久才到蕲、舒；二是扬言楚州不可守，沮丧士气，动摇民心。万俟请求罢免岳飞的枢密副使。赵构亲自出场配合，首肯万俟的话，说：“岳飞公然声称楚州不可守，修城有什么用，这是因为将士久戍楚州而感到厌烦，想弃城而到别处去，岳飞的用意是附合下级以钓声誉，所以说出这种话来，叫朕去依靠谁!”秦桧乘机推波助澜，说：“岳飞的话说到这个地步，而朝廷内外有的人还不知道。”接着，御史中丞何铸、殿中侍御史罗汝楫也交章弹劾岳飞，大意跟万俟所说相同，请求赵构“速赐处分”。岳飞立即连上三奏，要求辞职。八月九日，赵构罢免岳飞枢密副使之职，改任万寿观使的闲职。 岳飞居闲后，既无兵，又无权，但是，赵构和秦桧对岳飞的迫害并不到此止步。他们觉得岳飞虽已罢官，但他的爱将王贵和张宪仍分别担任岳家军的都统制和副都统制；同时，英勇善战的岳家军依旧存在。这些都使他们不能放心。因此，他们又施展一系列阴谋诡计，以达到杀害岳飞和解散岳家军的目的。 还在六月间，赵构和秦桧就已派林大声为湖、广总领官，不仅总管岳家军粮饷，还有权统率各军。林大声到鄂州后，想方设法收集岳飞的材料，网罗败类，企图使岳飞的部将们互相攻击，然后牵连岳飞父子。岳飞手下有一个叫王俊的前军副统制，屡次因奸贪而受到张宪的处罚，对张宪怀恨在心。林大声觅到王俊，如获至宝，便向王俊暗示了秦桧的意图。王俊受宠若惊，觉得这是难得的升官发财的好机会，还可乘机报复张宪。 林大声和王俊经过精心策划，由王俊出面诬告说，张宪曾对王俊谈及，为岳飞罢官，准备裹胁大军由鄂州移屯襄阳，逼迫朝廷释放岳飞，并把兵权交还给岳飞。如朝廷派兵来剿，则请番兵帮助。王俊的状词破绽很多，最明显的是张宪和王俊原来关系并不融洽，王俊又是尽人皆知、专事告密的无耻之徒，张宪决不会跟他推心置腹地商议这种大事。 张宪原准备去临安朝见赵构。等张宪经过镇江时，王俊的诬告状已送到了张俊手中。张俊立即在镇江将张宪拘押起来。根据宋朝的法制，枢密院无权审讯犯人，但张俊求功心切，不等将张宪解往临安，就在行府私设刑堂。张俊使用种种毒刑，把张宪打得体无完肤，企图逼迫张宪承认收到过岳飞的亲笔信，信上命令张宪设法使朝廷将兵权归还岳飞。并把王俊叫来当堂对证，但张宪宁死不屈，不肯诬认。张俊见动刑和对证都不能使张宪屈服，便假造供词，上奏说：张宪已供认“在收到岳飞文字后谋反”。 按照事先的策划，不论指使王俊诬告，或者胁迫王贵，拷打张宪，无非是为了顺藤摸瓜，以牵连岳飞父子。十月十三日，赵构传下“圣旨”，命令在刑部大理寺设立制勘院，以审理此案，然后“闻奏”。于是岳飞和岳云都被逮捕，押送到大理寺狱之中。与此同时，朝廷还出榜公布，说张宪一案“其谋牵连岳飞，遂逮捕归案，设诏狱审问”。此案由赵构亲自审理，可见关系重大。 岳飞被投入牢狱后，由御史中丞何铸、大理卿周三畏共同审讯。何铸原来附和秦桧，曾参预弹劾岳飞。审讯时，何铸传岳飞到庭，要岳飞交待“谋反”的罪行。岳飞撕开衣服，袒露背部，叫何铸看他背上刺着的“尽忠报国”四个大字。这几个字深深透入肌肤，是他老母姚氏早年亲手刺上的。何铸不禁深受感动。在继续审讯时，何铸逐步发现王俊的状词、张俊的奏章等都是无实据的诬陷之词，说明岳飞蒙受了不白之冤。他把这一看法禀告秦桧。秦桧听罢，大为不满，便向何铸透露，这次逮捕和审讯岳飞不是他秦桧的主意，而是“圣上的意思”。何铸不听，仍然据理力争，说：“我何铸岂止是为了一个岳飞!强敌未灭，无故杀一名大将，会失去士卒的信心，不是社稷长久之计!”秦桧无言以对，愤愤而去。 何铸为岳飞鸣冤，审讯工作自然毫无进展。赵构和秦桧就用别的名义，将何铸调离御史台，不久后又将他贬官。十一月二十一日，改由万俟、罗汝楫、周三畏等人重新审理岳飞这一案子。 万俟以前任湖北提点刑狱时，岳飞宣抚荆湖，曾对万俟很不客气，万俟一直耿耿于怀。这次，万俟主动要求负责审讯岳飞，显然不怀好意。岳飞和张宪第一次受审，被带到堂上，蓬头赤脚，浑身血染，戴着沉重的枷锁镣铐。万俟等人向岳飞大声呵斥道：“国家哪里亏待你们，你们二人却要谋反?”岳飞理直气壮地说：“对天起誓!我绝对不辜负国家。你们既然主持国法，就不该损陷忠臣。否则，我到冥府也要与你们对质到底!”万俟又追问岳飞说：“你既然不想谋反，你记不记得游天竺寺时，在壁上题有‘寒门富贵在何时’一句，这是什么用意?”罗汝楫等陪审官员一齐随声附和说：“你既然写这些东西，岂不表明想造反吗?”岳飞看到这些审讯官员无一不是秦桧的党羽，跟他们讲道理还有什么用处呢?不禁长叹一声说：“我现在才知道已落入国贼秦桧手里，使我为国尽忠之心都白费了!”说罢，闭上眼睛，再也不说一句话，任凭狱卒去拷打。 在以后的许多次审讯中，岳飞屡经酷刑的折磨，但始终以坚强的意志、非凡的毅力，忍受**上的极大痛苦，拒绝回答万俟们提出的任何问题，拒绝承认王俊、张俊等人捏造的“罪状”。为了表示抗议，岳飞开始绝食。连续好几天，岳飞一口粥也不吃。他终于病倒了。 秦桧、万俟还继续派他们的党羽搜检岳飞的文书档案，又派党羽分头到各地去罗致别的“罪证”。他们说，在当年淮西战役中，岳飞故意藐视同朝大将，而且是想残害友军。又说，岳飞有一次召集诸将开会，他忽然扬言：“国家今天的景况不得了啊，官家(指赵构)又不修德!”这是“指斥乘舆”，即攻击皇帝。他们还说，几年前，岳飞第一次作节度使时，曾经高兴地向别人夸耀说：“我三十二岁建节，自古少有。”而在这个年纪做节度使的，只有开国皇帝宋太祖。这是与太祖皇帝相提并论，显然怀有不测的野心。此外还编造说：岳飞罢兵权后，曾经命幕僚孙革写信给张宪，叫张宪“采取措施，另行筹画”，又指使张宪谎报金兀术大军侵犯襄、汉一带，以便占据襄阳作乱。万俟等人还捏造了岳云的一些罪名，说他写信给张宪，要张宪想法把岳飞弄回军中来，并说这封信已经焚毁。 在这样的“罪状明白”以后，万俟决定立即结案定罪。按照宋律，应该召集此案审讯官和刑部、大理寺官员一起集议。大理寺丞李若朴、何彦由提出，岳飞的罪依法只可判处两年徒刑，不应判死刑。万俟卤等人置之不理，仍然决定岳飞、岳云、张宪三人犯下了“私罪”，应该判处岳飞斩刑、张宪绞刑、岳云徒刑，并将所定罪名奏报朝廷，请赵构最后“裁断”。 正当秦桧、万俟卤等人迫害岳飞的时候，朝廷内外许多主持正义的官员展开子营救岳飞的活动。一个宗室首领力辩岳飞无罪，他说：“中原未宁，祸及忠义，这是忘记二圣，不想恢复中原了。臣愿意以全家百口，担保岳飞没有罪。”福建布衣范澄之上书指出，全国百姓不知道岳飞因犯何罪而被逮系诏狱，但又怕指责为造谣惑众，所以都不敢说话。宰辅大臣献媚虏人，急于求和。陛下正下定决心恢复祖宗大业，岂可叫将帅们互相屠杀!希望陛下特予赦宥，释放岳飞。抗金名将韩世忠不顾个人的安危，亲自责问秦桧，秦桧含糊其词地回答说：“岳飞子岳云写给张宪书虽然不清楚，但是这件事莫须有(也许有)……”韩世忠听了，义愤填膺，说道：“相公，‘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从此，“莫须有”成为冤狱的代名词，后代还称冤狱为“三字狱”。在赵构和秦桧一伙操纵下，爱国的官员和士大夫的营救活动都成为徒劳。 岳飞被捕入狱后，赵构、秦桧一伙加紧向金朝投降。十月，赵构派吏部侍郎魏良臣等出使金朝，在兀术面前再三叩头，哀求甚切，兀术才准议和。十一月，宋、金和谈成功，金朝规定宋朝投降的条款为：划定两国的国界，东从淮水、西到陕西大散关以北的土地全部归金朝所有，宋在京西割唐、邓二州，陕西割商、秦二州之半给金；仍向金称臣，每年奉送金朝银子25万两和绢帛25万匹。 赵构和秦桧一伙屈膝投降后，又按照金朝统治者的意旨，决定对岳飞下毒手，置岳飞于死地。 绍兴十一年冬，岳飞经过许多天的绝食，身体已经极度衰弱。赵构审批尚书省转呈的刑部大理寺奏状，当即下旨：“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命杨沂中监斩，仍多差将兵防护。”刑部大理寺原来议定不杀岳云，但赵构和秦桧一伙连岳云也不肯放过。 当天，大理寺执法官遵旨进入狱中，作最后的处决。他们再次提审岳飞，逼他在供状上画押。岳飞知道已经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然坚持自己抗金爱国无罪，决不乞求开恩赦免。不过，他觉得如果老天有眼，一定会证明自己的一生光明磊落，无辜被害，于是他镇定自若地取过笔来，在供状，上写了八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狱吏拿来毒药，放入酒中，岳飞一饮而尽。张宪、岳云同时也被押赴刑场。三位民族英雄就这样没有战死在抗敌的疆场上，却惨死在妥协投降派的毒刑下。这时，岳飞仅39岁，岳云23岁。 岳飞等三人被害的同时，岳飞和张宪的家属也受到株连，按照赵构的“圣旨”，被分别押解到广东、福建拘管，家产被查抄，没收入官。岳飞的许多部将都卓有战功，这时都被作为岳飞的同案犯，根据赵构的“圣旨”，被判处流放、监管、杖脊等刑罚。一些曾为岳飞鸣冤的官员也都受到牵连，被贬官或罢官，不一而足。岳家军由张俊的心腹田师中接管，牛皋被毒死，很多将领被田师中用各种名义驱逐。至此，岳家军实际上已被瓦解。 岳飞被害后，不断有人为岳飞喊冤。二十年后，赵构才下诏释放岳飞和张宪的家属，准许他们随意定居。直到宋孝宗即位后，为了平息民愤、鼓励将士抗敌，才正式昭雪岳飞的冤狱，追复他原有的官职，并将他的遗体依礼改葬。后来，在鄂州替岳飞盖造“忠烈庙”，表示纪念，迫封鄂王。宋理宗对岳飞改谥“忠武”。至此，岳飞终于恢复了他的抗金名将的名誉，受到后世的景仰。岳飞一生英勇抗金，体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情操，这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